黄炜 王一平 武翰涛 周羿

本期观点概览

l 在头胎出生后的8年里，三分之一在职母亲退出劳动力市场，且劳动参与率难以恢复到生育前水平。这种惩罚具有长期持续性。

l 2000—2015年间，几乎所有省份的生育惩罚都显著上升。生育惩罚增长更快的省份，生育率下降也更大。

l 生育惩罚指数每上升1个单位，总和生育率就下降0.54。生育惩罚上升可以解释这一时期生育率下降的47%。

l 建议在生育政策制定中考虑生育惩罚的影响，完善生育保障和托育服务，减轻育儿负担，缓解生育惩罚对生育意愿的抑制。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口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自20世纪90年代初跌破更替水平后，生育率持续走低。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3左右，远低于人口长期均衡所需的2.1。这种超低生育率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

近年来，随着教育水平提高和就业市场变化，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生育惩罚这一因素，即女性因生育承担的职业损失和机会成本。已有文献表明，就业女性的生育惩罚在过去几十年显著加剧，这可能抑制了她们的生育意愿。然而，目前对中国生育惩罚的长期演变趋势及其与生育率的关联仍缺乏系统考察。主要原因在于缺少跨期全国代表性的微观数据，难以准确刻画个体劳动供给对生育事件的动态反应。

为弥补已有文献的不足，本研究利用2000—2015年的人口普查数据，采用创新的“拟事件研究”方法，估计了这一时期中国城镇居民生育惩罚的总体规模、地区分布和演变趋势，并系统考察了生育惩罚上升与生育率下降之间的关联。本文的发现有助于理解中国人口转型的微观机制，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二、数据与方法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00年、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1%抽样数据以及2005年、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本文将样本限定在生育年龄段（20-50岁）人群。普查数据包含了丰富的社会人口学信息。对16岁及以上人口，数据还包含其劳动参与情况。

为考察生育惩罚的动态轨迹，本文以初育年为事件发生时点，基于性别、户口、教育程度、民族、出生年份和省份等人口学特征变量对样本进行精细匹配，由此构建一个覆盖初育前5年至初育后8年的拟面板数据集。匹配时采取了多对一匹配，即将每个已生育个体与未生育个体池中特征相似的多个对象匹配。这有助于提高匹配质量，减少估计偏误。最终得到的分析样本包含442,441个观测值。

三、研究发现

（一） 生育显著降低母亲的劳动参与，惩罚效应大且持续

上图展示了运用普查数据对父母劳动参与的动态影响估计。横轴表示相对于初育年（t = 0）的事件时间，纵轴表示相对于初育前一年的劳动参与变化。可以看到，父母的劳动参与在孩子出生前的数年保持平行趋势。但孩子出生后，母亲的劳动参与出现断崖式下降，在当年相对生育前一年下降了28百分点，八年后仍低于生育前6百分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父亲的劳动参与在孩子出生当年不降反升，上升幅度为5百分点。这一发现与西方国家文献所揭示的“父亲溢价”现象一致。

(二) 生育惩罚呈现地区、人群和时期的系统性差异

户口：农业户口母亲所受生育惩罚高于非农户口母亲，父亲劳动参与在非农户口中增加更多。

民族：汉族母亲遭受的生育惩罚高于少数民族母亲，汉族父亲劳动参与增幅也高于少数民族父亲。这或许反映了汉族文化中更强的育儿性别分工观念。

时期：母亲生育惩罚呈上升趋势，2000—2005年劳动参与率下降9.5百分点，2010—2015年下降19.4百分点，生育后恢复速度放缓，与美国等国趋势相反。

(三) 省际生育惩罚指数与生育率变动密切相关

各省（市）2000—2005年生育惩罚指数排名靠前的是北京、山西、上海、浙江、广东，2010—2015年靠前的是山西、陕西、宁夏、内蒙古、福建。黑龙江、陕西、宁夏生育惩罚指数上升最快。

如图，长差分模型估计显示，生育惩罚指数每上升一个单位，总和生育率就下降0.54。生育惩罚上升可以解释这一时期生育率下降的47%。尤其21-25岁年轻女性的生育率下降有75%可归因于惩罚加剧。

(四) 生育惩罚影响生育决策的因果关系

为考察生育惩罚与生育率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利用人口普查数据构建了跨省迁移女性的准自然实验样本。如下图结果显示，迁移前影响估计量在0附近波动，迁移后估计量转为显著为负，前四年均值达-0.08。这意味着，如果迁入省份生育惩罚比迁出省份高一个标准差（0.12），迁移妇女四年内年均生育概率将下降约1%。上述结果证实了生育惩罚与生育决策间存在稳健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