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   李嘉豪

本期观点概览

Ø 第一阶段中美贸易战始于 2018 年，涉及约3700亿美元商品，美国对华加权平均税率约20%，部分商品暂免加征关税。本轮加征关税已于2025年2月4日生效，正式开启第二阶段中美贸易战。未来中国或面临更严峻制裁。

Ø 学者从微观、宏观层面研究关税冲击。微观层面关注行业产品价格和贸易额等，宏观层面分析产出、整体价格水平、福利水平等。总体而言，中美贸易战将对我国GDP、出口贸易和福利水平等产生负面冲击为研究共识，但由于使用模型不同，在对比两国福利水平和细分行业的受损程度时存在分歧。

Ø GTAP是一个以投入产出核算框架为基础的、比较静态的、一般均衡模型。本文将基于GTA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模型，重点探讨美国对华所有商品加征10%关税对我国宏观经济影响。基于GTAP模型测算，加征10%关税将使我国实际GDP减少0.09%，整体影响可控，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将充分修复本轮加征关税可能带来的宏观经济冲击。

Ø 本文认为未来美国对华加税路径或为取消最惠国待遇和重启 301 调查。取消最惠国待遇将提升税率，但对美民众冲击大。基于301调查对我国商品分批加征关税将进一步延后对我国出口冲击，但快于第一阶段中美贸易战节奏。

Ø 为应对本轮中美贸易冲突，一方面可通过调整贸易政策直接面对关税冲击，另一方面也需通过逆周期调节政策如财政政策等协同发力，保证我国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稳中有进。

一、本轮中美贸易冲突的背景复盘

本轮加征关税已于2月4日生效，正式开启第二阶段中美贸易战。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1日签署行政令，宣布将对所有进口自中国商品在现有关税基础上加征10%关税，关税政策于美东时间2月4日生效。生效当天，我国对美实施反制，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商品分别加征15%和10%的关税，表达反击的坚定态度。此外，我国还将两家美企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对谷歌进行反垄断调查，并对稀土元素出口实施管制。而2月10日，特朗普再次宣布对进口至美国的钢铁和铝征收25%的新关税，意欲间接影响我国的钢铁出口，第二阶段贸易战愈演愈烈。

回顾第一阶段中美贸易战，其于18年3月正式开启，特朗普关税政策大多沿用至今。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发动的中美贸易战在美对华301调查结束（18年3月）后正式拉开序幕，自18年9月开始贸易冲突持续升级，19年达到顶峰，并于19年底实现初步和解。第一阶段中美贸易战加征关税范围涉及约3700亿美元商品，约占当年中国出口美国商品的67%。拜登政府上台后，其根据19年底的中美谈判结果适度回调对华关税，但整体上延用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政策。

第一阶段中美贸易战分四轮加征关税，在本轮加征关税前美对华加权平均税率在20%左右。前两轮加征关税分别于18年7月和8月实施。2018年6月16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布了第一轮对华征税清单，涉及对价值大约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关税，自18年7月6日开始实行。2018年8月7日，美方决定自18年8月23日起对16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25%的关税。前两轮关税重点为机电设备及各类零部件。在前两轮清单中，机械设备、电气设备和各类设备零部件是加税重点，其中机械设备行业、电气设备行业贸易规模分别占两轮关税涉及行业总金额的34%、21%。细分子行业中，电气设备中的电路设备（电动机、发电机等）、机械设备中的专用设备（打字机、印刷机、离心机等）、无线电设备、面板和机动车辆等首当其冲。第三轮加征关税范围涉及2000亿美元，但19年12月暂时休战。为针对中国反制，18年9月18日特朗普宣布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增加10%的关税，将在9月24日实施。当年12月1日，中美元首在G20峰会会面，宣布暂停采取新的贸易措施，并设定了3个月的谈判期限。第四轮加征关税范围扩大3000亿元，且对前三轮的2500亿商品上调税率。2019年5月10日，美国宣布将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并于5月11日生效。5月1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开了对约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清单。6月底中美重启谈判，但当年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9月1日开始，对剩下的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且提高既有2500亿美元商品关税从25%到30%。后两轮关税逐渐过渡到终端消费品，家具、纺服衣帽等成为征税重点。由于关税涉及范围逐渐扩大到全部中国输美商品，后两轮清单中终端消费品成为主要征税对象。除家具、玩具、纺服鞋帽外，加征的电气设备和机械设备也主要在家庭场景使用。在本轮加征关税前美对华加权平均税率在20%左右。根据2023年细分行业贸易额数据，若仅考虑美对华基于四轮清单的相关内容加征关税，则美对华平均关税税率约为18%。若进一步考虑拜登政府对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和部分钢铁及铝加征关税，则总体关税税率应在20%左右。

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冲突中存在部分暂免加征关税的商品，主要为彼时美对华依赖度较高的商品。第四轮征税分为两批次，其中第二批（1800亿）商品由于对华依赖度高从延期加征关税到最终暂免加征关税。根据USTR披露，两批商品的划分标准为：中国在该子项中所占的美进口份额是否高于75%，若低于则划分为第一批，否则划分为第二批。根据划分标准可看到，该批暂免加征关税商品主要取决于对华依赖程度。该批商品主要集中在终端消费品。从前十大细分行业中可以看到，该批商品主要应用在家庭场景，且和民众生活关联度较大。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大细分行业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包括磁性、光学阅读器）贸易额接近360亿，主要应用场景为B端，表明对华依赖度高仍是核心标准。

特朗普上台后快速签署行政令加征关税在预期之内，但结合其在竞选演讲中的多次表态，预计我国在未来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贸易制裁。早在去年11月特朗普便在社交媒体X上发言称，上任后将立即对中加墨三国加征关税。因而本轮加征关税为其兑现竞选承诺，加征幅度与先前表态一致，在市场预期之内。另一方面，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已列入共和党竞选纲领，且24年9月和11月共和党议员分别在参议院和众议院提出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法案，表明共和党内对于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态度和决心。因而，我国在未来或将面临更大的中美贸易挑战。

为分析本轮加征关税和未来加税路径的影响，本文将梳理关税冲击效应的既往研究，选择使用GTAP模型对本轮加征关税进行测算，继而分析未来美国加税路径的两种可能性，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关税冲击效应的相关研究

自18—19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关税冲击影响的研究显著增加。具体而言，关税冲击效应的影响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微观层面，研究加征关税对某一具体行业的影响；二是宏观层面，研究加征关税对两国乃至全球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影响。多数学者同时研究了两方面，但也有部分学者仅局限于其中一个层面。此外，多数学者基于局部均衡或一般均衡模型进行测算，分短期和长期两个视角对关税冲击的宏观影响进行讨论。

微观层面上，既往文献主要研究关税政策对行业的产品价格和贸易额等的影响，但使用不同模型和方法分析行业受损程度（如大豆行业）时也存在分歧。余洁等人（2021）聚焦中国大豆行业，利用进口需求模型（AIDS）发现中国大豆对美依赖度较低，中国对此加征关税将产生显著贸易转移效应和创造效应[11]。Yang（2024）回顾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影响，发现其对中国半导体行业发展存在显著负向冲击[21]。周玲玲等人（2020）则关注汽车零部件这一细分行业，使用GTAP模型发现中美经贸摩擦对两国汽车零部件行业均造成明显损失，且美国受损程度高于中国[12]。倪红福、龚六堂等人（2018）则构建全球投入产出价格效应模型，测算了各国各行业受到中美关税政策的影响（价格效应），发现化学制品、橡胶塑料、汽车和纸制品行业在该轮关税冲击中价格升幅最大[7]。吕越等人（2019）基于2018年公布的前两轮加征关税清单，发现美国受损最大行业为机电产品，而中国则是大豆和汽车行业[5]。鞠建东等人（2021）则在贸易战阶段性缓和后进行复盘，基于行业出口进口值构建贸易条件指数，发现中国部分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因贸易战冲击恶化，具体有14个行业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且集中于中高技术制造业[4]。

在宏观层面上，既往研究则主要分析了关税冲击对产出、整体价格水平、福利水平等的影响，而在对比中美受损程度大小时存在分歧。部分学者认为美国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受损程度较小。Dong等人（2011）使用传统阿明顿贸易模型测算，发现美国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将受益，而中国则受损明显[16]。Li（2017）则使用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发生贸易摩擦的多种情景，发现了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发生贸易摩擦时受损较为严重[18]。Li等人（2018）同样使用多国家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中美贸易冲突可能造成的影响，数据选择了29个国家和两种生产要素，发现中国在中美贸易战中的受损程度明显高于美国，且如果使用非关税贸易政策则将进一步加剧中国的损失，因而美国在贸易谈判中将占据有利地位[17]。吕越等人（2019）使用WITS-SMART模型对双方福利效应进行比较，发现中国所遭受的总体福利损失约为美国的2.6倍[5]。樊海潮等人（2018）通过构建企业异质性模型进行测算，发现中国福利水平的恶化程度相较于美国更为严重[3]。崔连标等人（2018）则根据贸易摩擦的严重程度设置六种情景，模拟了主要国家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动情况，从实际GDP、居民福利等多个角度展开量化评估，认为中国受损程度更高[2]。另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美国在贸易战中的福利损失更大。倪红福、龚六堂等人（2018）基于贸易战前两轮关税清单测算，将货币测度的一阶近似结果作为福利效应测度，发现中美贸易摩擦对美国福利损失远大于我国[7]。Ng等人（2020）同样认为，由于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的利润较多，而关税负担多由美国消费者承担，因而通过贸易制裁中国对中国影响较小，而美国受损程度更高[19]。类似地，根据英国银行模型测算，全面发动贸易战的最大输家将是美国，预计造成美国5%的GDP损失[15]。肖志敏等人（2019）创新性地在GT AP模拟结果中引入了增加值分解，其将GTAP模拟结果与WWZ模型对齐，显示在第一阶段中美贸易战中以出口总值衡量的贸易影响极大地高估了中国出口损失，以出口增加值衡量的中国出口受损程度要小于美国[9]。

具体来看，关税冲击对GDP、贸易额、社会福利、投资和就业均有不利影响，但长期上整体影响可控。短期影响上，Barattieri等人（2018）使用VAR模型和考虑企业异质性的开放经济模型，发现在短期内关税冲击作为供给冲击将带来总产出下降和价格提升，并不适合作为提振宏观经济政策工具[14]。鞠建东等人（2021）则发现，美国加征关税在短期内缓解了双边的贸易逆差，但从长期来看关税战并未影响中国全球货物贸易的稳步发展。关税在短期提升了美国对华的价格贸易条件，但在长期来看并未实现对华贸易条件和贸易结构的改善[4]。马永健等人（2020）则使用动态GTAP模型，发现中美贸易摩擦将对我国GDP、贸易额、贸易条件、福利水平和先进制造业行业等均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冲击[6]。Akcigit等人（2018）通过构建动态一般均衡增长模型，发现提高关税仅在短期且未被他国实施关税反制时才可提升整体福利水平，从中长期来看或遭到他国关税反制时，提高关税政策将造成巨额的福利损失[13]。类似地，王文甫等人（2019）构建开放经济的三部门真实经济周期（RBC）模型[8]、肖祖沔等人（2020）构建考虑外汇风险溢价的DSGE模型[10]均发现提高关税对国内贸易条件和总需求的负面影响。

总体而言，中美贸易战将对我国GDP、出口贸易和福利水平等产生负面冲击为研究共识，但由于使用模型不同，在对比两国福利水平和细分行业的受损程度时存在分歧。聚焦不同研究使用的模型，其主要分为局部均衡模型和一般均衡模型，且同一类模型中使用的假设和参数均存在显著不同。本文选择使用GTAP模型进行测算原因在于：一则是其为一般均衡模型，相较于局部均衡模型更能反映全球各国各部门在关税冲击下的均衡表现；二则是其考虑了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65个行业和5种生产要素，更加全面地反映了全球经济的交互情况；三则是其应用成熟，已开发能够辅助计算的软件，显著降低了计算误差。下文将简要介绍GTAP模型原理。

三、GTAP模型理论介绍

本文将基于GTA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模型，重点探讨美国对华所有商品加征10%关税对我国宏观经济影响。当前研究报告对加征关税的影响多停留在定性层面，且更关注加征关税对细分行业的微观影响。部分研究报告对加征关税的宏观影响进行测算，但多使用局部均衡模型和固定比例法，存在偏颇。因而，本文选择GTAP模型，试图更全面准确考虑关税冲击的影响。

GTAP是一个以投入产出核算框架为基础的、比较静态的、一般均衡模型。其由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经济学系的研究人员于1992年开始开发，采用了全球经济的一般均衡理论，通过对各国、地区、行业以及消费者行为的建模，帮助分析国际贸易和政策变化的效果，被许多国际机构、政府部门、政策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广泛使用。例如，GTAP模型被用于评估诸如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自由贸易区（如NAFTA、TPP）以及气候变化协议等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模型涉及到的主体包括区域家计部门（也即将一个区域/国家视为一个消费者）、企业部门等，其中区域家计部门的支出包括私人消费支出、公共支出和储蓄三种商品。模型内置数据库覆盖了141个国家和地区、65个行业和5种生产要素。

模型的主要假设包括：

1) 市场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企业、区域家计部门（Regional Household）等主体进行最优化决策，家计部门和行业内企业部门均由无限个同质主体组成。

2) 模型中所有的方程都表现出价格的同质性：在标准闭合下，只有一个价格变量是固定的；所有其他价格都是相对于这个基准价格进行变换。GTAP数据库以百万美元为单位。

3) 所有的税收用从价税形式表示。

4) 遵从瓦尔拉斯定律，最终实现市场出清。因此，在GTAP中投资市场的出清条件可以忽略。模型中并没有方程明确规定储蓄和全球投资支出是相同的，但实际上，在瓦尔拉斯定律的作用下，最后一个市场必须出清，储蓄和投资差异应该内生且为0。

5) 标准模型中没有货币、金融工具、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一个地区内多个家计部门、碳排放、其他污染物以及动态调整过程。

模型求解各变量均衡值，主要基于各主体的最优化决策和要素市场、商品市场的供需均衡条件。具体而言，模型假定只有一组价格实质性决定所有的其他价格，也即所有其他价格都是相对于这个基准价格进行变换。求解步骤分为四步：1）建立不同价格之间的关系；2）企业生产行为最优化；3）区域家计部门最优化决策；4）贸易、商品和要素市场均衡。最终，得到基准价格和相关变量的均衡解。

具体而言，企业的生产结构是由三层嵌套的恒替代弹性函数（CES 函数）组成（对企业生产函数的假设）。在基于CES函数求解需求方程时，涉及到对各类商品的弹性系数设置，该系数为外生变量，本文在后续计算中使用了GTAP求解软件对该弹性系数的默认值。

区域家计部门的最优化决策需要明确效用函数和预算约束。在预算约束方面，区域家计部门的总收入等于去除资本折旧后的要素收益再加上所有的间接税（国内和进口商品的销售税、要素使用税、生产税和进出口税）。区域家计部门的支出分为私人消费、公共支出（政府消费）和储蓄（投资支出）这三大类，模型假设储蓄存在一个单一的储蓄价格Ps，政府消费有一个常数边际成本Pg，私人消费则对应到每种商品的价格。在效用函数方面，顶层效用函数使用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C-D 函数）来分配这三类的总支出，第二层结构中政府消费采用 CES 函数（默认为 C-D 函数），私人消费采用恒转换弹性函数（CDE 函数），投资支出（即总投资）的效用函数采用 Leontief 函数。在第三层结构中，对于三类支出根据商品来源地的不同，使用CES函数进一步拆解得到需求方程。最终，基于贸易、商品和要素市场均衡条件，得到各变量均衡解。

四、基于GTAP模型对加征10%关税的影响测算

本文将使用GTAP模型对本轮加征关税影响进行测算。本轮加征关税生效较快，源于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赋予总统对国家进口商品进行管制的权利。具体而言，可参考尼克松政府在1971年8月对美国进口所有商品征收10%从价税的相关情景，总统当天发出公告，国会无法阻止关税政策生效。若国会议员反对，需提出联合法案得到国会通过后方可阻止这一决定继续执行。因而，特朗普可直接签署行政令执行对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加征关税政策。

为测算本轮加征关税影响，本文将GTAP 10.0数据库划分为9个国家和地区、14个行业和4种生产要素。GTAP 10.0数据库包含141个国家地区、65个行业和5种生产要素，因而本文根据中国的贸易伙伴地位将141个国家地区划分为9组，分别是中国大陆、美国、东盟、香港、俄罗斯、日本、韩国、欧盟和其他国家；将65个行业划分为14组，分别是食品饮料（FOOD）、矿物金属（Extraction）、纺服衣帽（TextWapp）、木制品（Wood）、化学制剂（Chemical）、橡胶塑料（RubPlas）、精密仪器（PrecisionINS）、电子产品（Electronic）、机械设备（Machinery）、公用事业（Utilities）、汽车（Vehicles）、交通运输（Transport）、其他各类制造业（ART）、服务（Services）；将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合并为劳动力，共得到土地、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四种生产要素。

由于GTAP 10.0的基准年份为2014年，因而需要对宏观经济数据更新。本文借鉴Walmsey等人（2010）[20]和蔡松锋等人（2015）[1]的动态递归方法，基于法国Econmap数据库对GDP、capital、labor和population进行更新。使用Econmap数据库的主要原因在于，根据GTAP官方网站披露，GTAP10.0数据库的主要数据来源为Econmap数据库，因而本文在更新时尽量保持数据测度一致。

由于在18—19年中美贸易战后美对华关税明显提升，因而需要将各行业最新关税税率设置为基准关税。本文基于UNComtrade的2023年中美细分行业贸易额（HS6位编码）和USTR披露的最新关税政策（HS8位编码），得到各行业在中美贸易战后加征的加权平均税率，权重为细分行业的贸易额。

基于GTAP模型测算，加征10%关税将使我国实际GDP减少0.09%，整体影响可控。在该情境下，GDP总量方面，中国实际GDP减少0.09%，名义GDP减少0.19%；出口方面，中国对美出口额减少4.99%；行业产出方面，产业产出减少最多的前三位如下：其他各类制造业（ART，包括办公用品、玩具、家具等）产出减少4.14%，电子产品类（Electronic，包括电气设备、无线电设备、家用电器）产出减少1.65%，纺服鞋帽（TextWapp）产出减少1.39%；就业方面，我国就业减少0.14%。因而，从模拟情况来看，加征10%关税对我国宏观经济整体可控，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将充分修复本轮加征关税可能带来的宏观经济冲击。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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