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六堂
一、银发经济的发展与老龄化挑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高度重视老龄化问题,强调要积极应对其带来的挑战,并明确了养老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数字金融等多个领域的发展方向,同时对基本养老服务进行了统筹规划。全会强调,要发展银发经济,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银发经济的核心议题在于如何有效激发老年人的消费潜力,进而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有研究预估,至2050年,银发经济的规模有望达到15万亿,可能占据GDP的30%左右,银发经济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
老龄化不仅是中国面临的挑战,也是全球性的问题。预计到2050年,全球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21亿,占总人口的22%,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球性的挑战。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以及众多欧洲国家老龄化带来的问题更是严峻。近年来,我国人口已开始呈现负增长趋势,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3%,远低于1.6%~1.8%的警戒线。人口增长放缓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老龄化加剧。具体来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已从五十年前的4%左右攀升至现在的15%以上,总人数超过两亿。
人口基数的变动对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给我国劳动力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劳动力增长率曾保持在3.5%~3.7%的高水平,构成了当时的人口红利。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退,2016年以来,我国的劳动力增长率已呈现负增长态势,2022年下降了1.5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现已难以依靠传统的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来支撑经济增长,经济发展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此外,农民工群体也面临着老龄化的问题。尽管在新冠疫情期间,农民工数量略有下降,但总体来看,其数量仍保持稳定增长。然而,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比,已从2016年的不到20%上升到现在的30%以上,考虑到农民工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总数约达三亿,这一老龄化趋势无疑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状况。
二、健康对老年人消费行为的影响
(一)研究背景
人的行为通常受到个人偏好的驱动,而这些偏好的形成和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健康行为的影响。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作为影响其消费决策和偏好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理解并满足这一特殊群体独特需求的关键所在。鉴于此,本研究旨在深入分析健康行为是如何影响老年人的偏好的。在此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老年人面临的健康和资产配置的双重问题。这两个问题不仅关系到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直接作用于其消费行为。因此,从多个维度综合考量,全面应对老年人在健康维护、消费选择及资产配置等方面遇到的挑战,显得尤为迫切。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探究影响老年人行为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在60岁之后,他们的消费偏好以及消费模式如何随健康水平的变化而受到影响。为了深入分析这一关系,我们利用CHARLS数据库(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8年至2021年的收入数据,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进行了全面评估。本研究覆盖了超过8000名个体,采用了六项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Activity of Daily Living,ADL)以综合衡量个体的日常活动能力。这六项活动的总和不仅代表了个体的整体健康水平,而且对每项活动的单独分析均展现出稳定且一致的结构特点。
为了进一步增强研究的准确性,我们还引入了其他多维度的健康指标进行验证,包括购物、烹饪等日常活动中遇到的问题,上肢、下肢活动困难、认知障碍等。多维度指标的引入确保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为了将健康与不健康状态下的各种复杂影响因素综合为一个统一且易于理解的指标,我们进行了一系列高度数学化的计算和处理,为更深入地理解老年人消费行为和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支持。
(三)研究结论
1、老年人健康状况和消费行为的紧密联系
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老年人的消费行为深受健康状况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健康依赖性特征。老年人的ADL平均水平为0.5,但存在较大的波动,标准差达到1.16。健康程度的下降会导致消费边际效应减少28.2%。
2、农民群体的特殊性及医疗保障均等化的重要性
研究发现,健康对老年人消费边际效应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其中农民群体受健康偏好的影响尤为显著。通过反向冲击测试,我们发现若将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提升至城市居民水平,健康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将降低39%。这一发现凸显了推进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农民群体而言。
三、基本医疗保障均等化的重要性
在当前老龄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尤其是养老服务和医疗保障服务的均等化,已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党的二十大对此作出了明确的指示,强调了这一目标的重要性。
本研究发现,健康程度对老年人行为选择具有深远影响,而且城乡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进一步凸显了推进基本养老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的必要性。
首先,城乡差异使得农村居民在享受医疗保障服务方面面临诸多困难。研究表明,如果将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提升至与城市居民相当,健康程度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将显著降低。这意味着,实现城乡医疗保障的均等化,对于提升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地区差异也不容忽视。后续研究发现,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在养老服务和医疗保障服务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还可能加剧地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因此,推进基本医疗服务的均等化,有助于缩小地区差异,实现共同富裕的愿景。
最后,要重视个体间的显著差异对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均等化的重要性。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健康状况和偏好上,还可能因新技术的发展而进一步延伸。以养老金融为例,新技术的融入可能会改变老年人的选择倾向,使得他们在享受医疗保障服务方面面临新的挑战。因此,在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均等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充分考虑个体的差异性,确保每个老年人都能享受到公平、优质的医疗保障服务。
四、政策建议
第一,增加政府公共支出,提前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鉴于老年人之间健康状况的相互影响,我们应更加主动地关注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具体措施包括加强疫苗接种、预防流行病等,旨在从源头上保障老年人的健康,这一策略远比仅依靠未来治疗疾病更为有效。
第二,进一步推广医养结合的模式。我国应借鉴在这方面做得尤为出色的日本的经验,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全面、细致的服务。
第三,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医疗、养老等服务的全面均等化。在现实中,即使在同一城市内,不同机构或群体之间在养老待遇等服务上也可能存在显著差异,这反映出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服务均等化的迫切需求。这种差异不仅影响了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还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现象。因此,推动医疗、养老等服务的全面均等化,有助于确保每个人都能享受到高质量、公平的服务。
第四,财政政策的支持对于解决老年人问题不可或缺。无论是养老金问题还是医疗保障问题,都需要强有力的政策作为支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老年人创造一个更加公平、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关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一轮财政体系改革,此轮改革旨在提升中央政府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特别是关乎老年人基本生活的领域,如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中央政府应不遗余力地增加这些方面的支出,以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确保老年人能够获得更加稳定和充足的保障。
第五,关注其他可能显著影响老年人行为的多种因素。现实中,不同单位在养老保障方面的巨大差异,例如养老卡的频繁更换等繁琐事项,都给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额外的负担,无形中增加了他们的生活成本。因此,不仅要聚焦于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障这些直接关联到老年人健康的核心问题,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和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状况,还应综合考虑各种可能影响他们行为的因素,并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应对。
本文在龚六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发言基础上修订创作,并经发言人审核确认。
简报执笔:杨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