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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利益相关者模式重构及影响”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

时间:2023-03-22

新发展格局下,企业与外部环境的边界日渐模糊,利益相关方以多种形式更为直接地参与到企业的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进程中。企业如何将自身发展与共同富裕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是企业治理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亟待突破和完善的重大课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与研究人员形成了研究共同体,围绕上述问题开展研究与探讨,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

3月15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办了第六场“双一流学科建设重点研究方向”系列研讨会,围绕“企业利益相关者模式重构及影响”研究方向,介绍光华研究团队的学术成果与前沿探索。本次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张建君教授、张闫龙副教授担任主讲人,组织与战略管理系助理教授童立、副教授任润与博士后姬俊抗担任主讲嘉宾。光华管理学院教师、访问学者及博士生共计四十多人参加了研讨。

企业利益相关者模式重构及影响

张闫龙,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副教授

会议伊始,张闫龙老师对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与宗旨进行阐释。他表示,本次研讨会将围绕四个重点研究方向展开研讨,各位演讲嘉宾将对现有文献脉络进行梳理和展望,介绍当前相关研究工作与进展,为到场聆听会议的光华学者提供更多值得研讨的研究话题,并通过集思广益实现研究话题的聚合,为未来的学术合作铺平道路。

接下来,张闫龙老师对“利益相关方”的框架与理论加以界定。利益相关者理论由学者弗里曼于1984年提出,其基本观点是企业应该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利益相关者被定义为那些能够影响组织目标实现或受其影响的人,或者没有他们的支持组织就不会存在的人,其构成可能因公司的行业和商业模式而异,最典型的利益相关者代表包括客户、员工、股东、供应商和社区。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可以被理解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系列关系。因此,管理企业的高管应密切关注利益相关者的互动。

随后,张闫龙老师对利益相关者理论初期发展阶段出现的四个研究取向加以概述。描述性研究以描述公司及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格局为主,工具性研究主要探讨利益相关者管理措施如何影响企业各种绩效的实现,规范性研究主张利益相关方的利益都具有内在价值,实践性研究则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利益相关方管理的实践措施。

张闫龙老师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部分争论焦点予以回顾,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学术界通过围绕焦点问题的争论与探讨所达成的一致性。他介绍了弗里曼于2020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出的“基于价值创造的利益相关方理论”,并从“系统视角”“以人与关系为重心”“关注合作而非竞争”“通过价值创造实现和谐”以及“面向实践”五个方面概述该理论的主要观点。张闫龙老师指出,利益相关方理论是一种系统性的研究视角,关注这个复杂系统中的节点(企业及其利益相关方)、关系(节点间的合作、共创与竞争关系)以及系统的涌现性(系统所蕴含的互信、组织文化或社区文化),并审视它们对社会的中长期影响。此外,张闫龙老师强调,利益相关方理论并未否认组织之间存在竞争关系,而是在诸多关系可能性中更关注合作关系如何达成。

基于前人学者的观点以及光华研究团队的既往研究成果,张闫龙老师提出基于价值创造的利益相关方理论的四个未来研究方向,分别为:重新考虑组织边界(Reconsidering organizational boundary)、重塑治理机制(Reinventing governance mechanisms)、重新发现价值创造机制(Rediscovering value creating mechanisms)、重新设计相关指标(Redesigning relevant metrics)。

重点方向1:利益相关者重塑的动力与机制

张建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教授

张建君老师以“利益相关者重塑的动力与机制”为核心议题,分享了他的思考与见解。首先,张建君老师对其关注的研究对象加以明晰和界定,即“以企业为中心,探讨企业进行利益相关者重塑或履行社会责任以对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做出贡献的动力和机制”。他认为,员工、环境与社会等靠市场竞争无法解决的利益相关者尤须得到高度关注。张建君老师将相关研究划分为剖析“实然”状态的实证研究与探讨“应然”状态的规范研究。

张建君老师认为,关于利益相关者重塑的动力与机制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于以下方面:从企业角度出发,这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从社会层面来看,这是以共同富裕为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实践的角度来讲,可以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帮助其他国家解决“有发展、无共享”和“两极分化”的难题;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相关研究及成果提供了一个理论创新的契机。

通过梳理过往若干年的研究,张建君老师提供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基本研究思路。他以“利益相关者重塑”为核心,从企业、政府、社会三方面探讨影响企业从事利益相关者重塑的因素。在企业层面,企业家的认知、企业竞争的目的以及模仿行为都将促进企业积极从事利益相关者重塑;在政府层面,政府主要从“公共政策与规制”、“官员特点”以及“给予名器、责任绑定”三方面入手,推动企业利益相关者重塑,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在社会层面,西方国家的社会运动、中国语境下的公共舆论都会对企业利益相关者重塑带来影响。

随后,张建君老师介绍了他在2013年发表于《管理世界》的文章“竞争—承诺—服从:中国企业慈善捐款的动机”中提出的“3C模型”,该模型从竞争(Competition)、承诺(Commitment)、服从(Compliance)三个维度诠释企业从事慈善捐款、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即企业出于竞争的目的而捐款,在企业家的理念、价值与认知的影响下捐款,以及企业服从于“逼捐”的政治或社会压力而捐款。

基于上述研究思路与视角,张建君老师从企业、行业、地区、社会四个层面对未来可能的研究问题提出展望。在企业层面,张建君老师认为应从京东、华为、敦煌网等案例出发,深入探索企业从事利益相关者重塑的动力来源和治理机制;在行业层面,张建君老师指出,如何通过行业的良性竞争、模仿与规范推动企业“见贤思齐”、如何通过产业链的分工与协作推动共同富裕是值得研究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在地区层面,张建君老师将山东与浙江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与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对比,指出应依据不同地区的特点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案;在社会层面,张建君老师认为公共舆论的短期与长期影响以及企业的应对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张建君老师指出,商学院在企业利益相关者重塑过程中也应承担责任并付诸行动。首先,通过商学教育影响企业家,张建君老师认为,“商学院应该培养内圣外王、承担精英责任的企业家,教育他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将成全别人、帮助别人当作重要的人生价值追求”。其次,中国头部商学院应推动中国的商业圆桌会议、企业集体行动与良性模仿行为,通过见贤思齐来推动中国商业实践和社会进步;第三,张建君老师借鉴全球报告倡议(GRI)中的观点,提出应在社会问题与企业能力之间进行匹配,对有能力的企业提供信息或压力,推动企业为解决精准扶贫等社会问题承担责任、贡献力量。

重点方向2:企业如何将自身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

童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助理教授

童立老师结合自己对平台企业的研究与思考,围绕“企业如何将自身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这一重点研究方向,探讨企业参与社会责任的动因,以及社会责任对企业自身发展的影响。

首先,童立老师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与内涵进行了界定。他强调,可持续发展是指在具备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的前提下满足当代人的需要的发展,要求我们为建设一个具有包容性、可持续性和韧性的未来而共同努力,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必须协调经济增长、社会包容和环境保护三个核心要素,促进持续、包容和公平的经济增长以消除贫穷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童立老师进一步指出,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预计需要社会各界每年投入约5至7万亿美元,到2030年预计可创造价值12万亿美元的市场机会和3.8亿个新增就业岗位。

聚焦于企业社会责任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童立老师对相关文献的研究视角与成果进行梳理。既往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价值、财务绩效、创新绩效、股票回报率与投资者反应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与此同时,部分研究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提出质疑,认为履行社会责任是对企业资源的浪费和滥用。通过对既往文献进行回顾与反思,童立老师指出当前研究过分关注企业行为以及企业的绩效评分,然而相关数据并不能真正反映企业为社会责任作出的贡献以及企业的真实绩效。为了克服上述研究局限,童立老师指出可以从两方面转换研究视角:从传统企业切换到平台企业,从企业角度转换到利益相关者角度。

基于上述研究视角的转换,童立老师提出了企业自身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机会与话题。首先,针对平台型企业所面临的利益相关者身份模糊与冲突问题,童立老师认为研究者应关注平台型企业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复杂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探讨企业应该如何应对;其次,童立老师以腾讯公益的小红花来信、冷静器、回响计划为例,探讨平台型企业如何通过商业模式或技术革新实现科技向善,进而提出“新业态、新技术下的企业/公民社会责任的微观机制”这一值得探究的话题;最后,关键利益相关者的识别与匹配也是童立老师长期关注的研究问题,他指出可以利用各个平台的数据和文本了解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评价,进而考察企业行为的社会响应及其所反映的公司战略。

面向未来,童立老师期待来自更多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研究视角出发,运用各学科的研究范式共同关注利益相关者和企业的互动关系,碰撞出更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


重点方向3:探索走向新型和谐劳动关系的形式和路径

任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副教授

任润老师围绕“探索走向新型和谐劳动关系的形式和路径”展开探讨,分享了相关研究案例与她的思考见解。

首先,任润老师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这一理念的由来进行了回顾与梳理。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和谐劳动关系”概念;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这一目标;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中提出“以人为本、依法构建、共建共享、改革创新”的工作原则;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完善分配制度”和“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任润老师指出,在疫情等突发事件、数字经济的浪潮、低碳发展战略、行业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影响下,劳动关系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催生了诸多值得研究探讨的新话题。

任润老师指出,政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是传统劳动关系中的三个利益相关方,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关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物质、精神与情感交换。任润老师进一步探讨了数字时代劳动关系的多元化变革,她指出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职业类型、招聘需求、就业人群、求职心态、工作形态与劳动关系的变革。

为了构建新时代和谐劳动关系,任润老师与光华多位学者对以下研究方向给予了重点关注,并产出了诸多研究成果。第一,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数量和结构调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话题。任润老师指出,我们不仅应关注机器人等自动化技术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替代效应导致对就业数量带来的消极影响,也应关注技术进步的就业创造效应带来的就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探讨如何通过再培训帮助低技能劳动力转型成为技术性劳动力。

第二,灵活用工模式(如外包、共享用工、零工平台等)的兴起及其影响也受到了多位学者的关注与研讨。任润老师的一项过往研究发现,如果用人单位对合同工(contract worker)和正式工(formal worker)不能一视同仁,会导致合同工对用人单位的承诺(commitment)降低以及后续离职倾向增加。接下来,任润老师介绍了一项关于数字零工平台的研究项目,该研究关注如何帮助平台上的工作者提升可信任度(trustworthiness)、增加就业机会。研究以芝麻工作证为例,考察工作证是否能够帮助工作者得到更多的工作机会,求职者工作证中的哪些信息起了作用,这些因素在不同行业中的差异化作用,以及这些信息反映了可信任度的哪些因素等问题。

第三,关于灵活工作方式与新型工作对劳动关系的影响,任润老师分享了一项正在推进的研究,该研究围绕“在家办公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这一研究话题,提出了一个双路径模型:一方面在家办公有助于提升工作自主性,从而对员工创造力产生正向促进效应;另一方面在家办公导致员工的工作量和工作时长增加,可能为创造力带来负面影响。

第四, 关于AI带来的公平思考,任润老师在回顾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关于AI决策公平性研究,现有研究结论不具有一致性,AI在效率(efficiency)、透明性(transparency)和一致性(consistency)方面具有优势,同时也因无法基于特定情境特殊分析(Decontextualization)、缺乏同情和仁慈(Less sympathy and benevolence)、缺乏互动(Less interaction)影响人们对AI决策公平性的感知。任润老师表示,其当前研究将进一步挖掘AI影响公平感知的机制。

第五,关于数字化技术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任润老师认为应关注新技术对员工管理、选育、留用等方面的实践措施产生的影响。从求职者角度,任润老师介绍了一项关注AI与真人面试如何影响求职者公平感受的研究,该研究揭示了AI仍难以满足应聘者对即时互动反馈和情感的需求。从招聘平台的角度,任润老师指出可以探究AI能否提升求职者与招聘方的匹配效率。

任润老师表示,劳动关系所处的环境由于技术进步变得更为复杂和多样,第三方公司和平台作为新的利益相关方介入了传统的三方劳动关系,与此同时技术发展使得组织边界日益模糊,这些变化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供探讨的话题与研究空间。

重点方向4:企业如何参与到共同富裕进程中?

姬俊抗,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

姬俊抗老师立足于中国社会语境,分享了他关于“企业如何参与到共同富裕进程中”这一研究方向的思考与探索。

首先,姬俊抗老师阐明了中国社会背景下企业参与共同富裕的实践基础与理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强有力的号召下,中国企业纷纷通过慈善捐款、共享股票等方式助力共同富裕、履践社会责任,构成了企业参与共同富裕的实践基础。姬俊抗老师进一步追溯了企业参与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上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企业应承担员工责任、伙伴责任和环境责任;时至1971年,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表示,企业有社会和环境责任,其中包括消除贫困;1984年,经济学家弗里曼提出企业对其各利益相关者(如社区、顾客等)承担责任;近年来,部分研究表明承担社会责任能够给企业带来好处,如帮助企业获得地方官员的好感、为企业带来更丰富的资源等。结合理论与实践层面的依据,姬俊抗老师认为企业有必要参与共同富裕这一伟大进程。

接下来,姬俊抗老师结合相关研究成果与具体案例,总结出企业参与共同富裕的四种形式,分享了他关于每种形式的思考以及正在推进的研究。

第一,企业社会责任,即企业通过慈善捐款、捐献物资等方式帮助贫困地区人民。姬俊抗老师向我们展示了2015-2019年企业捐款捐物的统计结果。数据显示,企业现金捐赠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所捐款献主要用于教育、扶贫与发展、医疗健康、公共事业等领域。姬俊抗老师表示,企业通过捐款捐物承担社会责任是光华团队当前研究关注的主要话题之一。

第二,员工持股计划,即企业内部通过公司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贫富差距缩小以实现小范围的共同富裕。例如,吉利汽车相应共同富裕号召,拿出1.67亿股的公司股票分给所有员工;华为创始人CEO任正非仅持有公司股权的1%多,是公司内部进行财富分配的典型案例。姬俊抗老师指出,分配多少的股票给员工能够达到最大经济效益,高管和员工的持股分配应该如何,以及员工持股是否会提高员工收入、帮助员工实现富裕,均为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第三,结对帮扶计划,例如中国的“万企帮万村”计划推动企业对口支援贫困地区的乡村,帮助其实现产业转移和脱贫建设。针对这一方式,姬俊抗老师从三个视角提出了可供探讨的研究问题。首先,企业参与结对帮扶是出于被动行为还是主动行为?政府应如何督促或激励出于被动的企业和出于主动的企业真正为帮扶工作投入精力和资源,并持续这一行为?其次,企业的扶贫支出与其资源获取是否匹配,如何影响企业的竞争力?最后,企业在共同富裕上应该参与和投入多少,从而满足股东利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如何平衡共同富裕和股东利益之间的关系?

第四,地区/社区就业,即企业通过扩大和吸纳就业履行社会责任。国家发改委2023年3月发布的《国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中提出:“能用人工尽量不用机械,能组织当地群众务工尽量不用专业施工队伍。”姬俊抗老师认为,通过给予就业、产业转移等方式帮助民众脱贫是一种“授人以渔”的帮扶策略,有助于实现长期帮扶作用。例如,京东对宿迁的持续性帮扶重塑了宿迁的产业链,使宿迁成为中国的电商客服之都。

针对上述四种参与方式,姬俊抗老师对未来研究提出展望。他认为,应考察通过何种方式能够促进当地产业的升级和发展、重塑当地产业链,达到长期扶贫效果;进一步识别具有规律性的机制和特点,并通过相关数据对长期脱贫效果进行反映与呈现。

会后,与会学者对以上几个重点方向的延展研究和合作研究进行了积极的讨论,提出了诸多具有建设性和前瞻性的提议,为研究者进一步拓展研究思路,开展研究合作,在现有比较成型的基础上,提出更具体的课题和方案提供了有益的补充。

未来,北大光华将以“有组织的科研”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围绕“企业利益相关者模式重构及其影响”开展学术探索,以更详赡全面的研究成果回答在中国特色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下,企业通过何种方式、以何种动力(压力)参与到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归纳总结企业利益相关者框架和核心要素,探索走向新型和谐劳动关系的形式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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