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组织与战略系以“公司慈善”为主题开展了学术交流讲座。新加坡管理大学Heli Wang教授报告了她最新的研究成果“收入压力与公司慈善:基于证券分析师和公司海外表现的影响研究”(Earnings Pressure and Corporate Philanthropy: The Influence of Security Analysts and Foreign Exposure),并与系里老师和同学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以往的制度理论主要关注于组织的理性化、同质化过程,从制度扩散的角度研究了组织的行为采纳(practice adoption),解释了组织行为的同质化现象;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组织在制度化过程中的差异化行为,例如不同组织在面临环境中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竞争性制度逻辑(competing institutional logic)时,会选择性地采纳其中一种逻辑为主导,从而形成差异化的行为采纳。当前,对于制度采纳之后的行为调整过程研究还为之甚少,然而,组织在采纳某项制度行为后,仍然可能因为竞争性制度的压力而进行行为调整。基于此,Heli Wang教授及其合作者在中国情境下对公司慈善行为进行研究,探讨公司在面临中国制度环境中的竞争性逻辑时,如何对采纳的慈善行为进行(负向)调整(downward adjustment)。
在发达国家当中,企业经营环境正在从股东导向型转型为利益相关者导向型,社会逻辑(social logic)成为主导的制度逻辑,慈善行为与社会逻辑保持一致,因此成为西方企业提升合法性和公众认知的重要战略行为。而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由于政府对经济增长的重点强调,公司行为更加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而非社会效益;与此同时,中国情境下的公司慈善行为缺乏深刻的历史根源,现有的制度规范也很少从公益慈善上对企业提出要求,导致中国情境下经济逻辑成为主导,采纳慈善行为则会受到经济逻辑的制度压力。
因此,Heli Wang教授及其合作者认为,当市场对于公司的业绩期待(反映在证券分析师的预测)高于公司的实际业绩时,公司会产生收入压力,从而倾向于削减在慈善行为方面的支出,对以往采纳的慈善行为进行负向调整,以服从经济逻辑的潜在要求。与此同时,当公司因为实验式学习(experimental learning)或采纳式学习(vicarious learning)而受到社会逻辑的强烈影响时,这种源于市场逻辑的收入压力就会降低,公司倾向于不对慈善行为进行显著的负向调整。详细而言,当公司较早期地采纳了公司慈善行为,或者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有持续进行慈善的习惯时,这种实验式的学习会强化社会逻辑对公司的影响,慈善行为受市场的压力将被弱化,公司不进行显著的行为调整;通常,当公司拥有更高比例的发达国家海归高管人员,或者因为较高比例的海外业务而受到发达经济体的制度影响时,慈善行为受市场压力而调整的压力也将减弱。
Heli Wang教授及其合作者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司为样本,收集了1175家公司在2006-2012年间的公司业绩、慈善行为、盈利压力和海外销售情况等数据。在控制了公司资产、发展年限和现金流等因素后发现,具有较大业绩压力的公司倾向于调整和降低其在公司慈善行为方面的投入;但对于那些在经营历史中拥有持续投资慈善习惯的公司,或者对于海外业务占比和高管人员占比较高的公司而言,业绩压力则没有明显导致慈善行为的投入降低。实证结果支持了大部分研究假设。
这项研究为制度理论做出贡献,弥补了行为采纳与行为扩散之间理论空白,有利于丰富对制度逻辑的理论研究,同时也丰富了公司慈善行为的研究成果。
讨论环节,组织与战略系老师和学生积极提出了问题和建议,例如,“为什么CEO的海外背景会导致公司更加遵守社会逻辑”、“为什么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会在社会逻辑方面比较缺乏”、“为什么中国情境下的经济逻辑不是直接影响慈善行为采纳,而是在行为采纳之后影响行为调整”等,与Heli Wang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互动。
Heli Wang教授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先后就职于香港科技大学和新加坡管理大学,现为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的副主编。她的研究领域包括公司的资源基础观、人力资本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及公司社会责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