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

新学期伊始，组织与战略管理系即开始密集的学术交流活动。九月，组织与战略管理系以“企业社会责任”为主题开展了两场学术交流讲座。康奈尔大学的Christopher Marquis教授和香港理工大学的唐翌教授分别来系里报告各自最新的研究成果，并与系里的老师和研究生就各自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深入讨论。

2015年9月14日下午，Christopher Marquis教授报告了他的最新研究“关于企业社会责任”（Speaking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过去的研究提出一个国家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如文化）会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CSR），但关于文化对CSR影响的研究却存在很多不一致的发现（如有的研究发现权力距离与CSR正相关，有的发现负相关）。语言学、认知心理学与经济学都提出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且比其他测量文化的指标更稳定、客观。更为重要的是，语言影响认知结构（language affects cognition structure），进而引致不同文化的认知差异。基于此，Chris及其合作者提出，因为企业社会责任是典型的长期导向行为，那么不同语言在时态使用上的差异或许会影响该语言文化中的企业社会责任。那些区分过去、现在、未来时的语言，即“强未来指向”的语言（strong future-time-reference, FTR)，会使得人们觉得未来是遥远的、与现在相区别的一个状态，而战略短视理论提出人们会对未来收益“打折”计算，因此强未来指向语言中的企业反而会更不关注未来、有较差的CSR表现。相反，那些不区分时态的语言，即“弱未来指向”语言（weak FTR)，会使现在未来的界限模糊，使人们觉得未来不是一个遥远未知的状态，从而使人们更关注未来，这种语言情景下的企业因此也会有较好的CSR表现。

Chris与其合作者搜集了来自59个国家的近2000家企业1999-2011年间的数据，在控制了国家、企业和CEO个人层面上的诸多变量后，发现使用强未来指向语言的企业果然比使用弱未来指向语言的企业有更差的CSR表现。使用不同指标来测量CSR时，这一结果仍然显著。即便是在存在多种语言的同一个国家内部（如比利时和瑞士），也呈现出这样的结果。而在那些更换过CEO的企业中，当前任CEO的母语是强未来指向/区分时态型（例如：英语）而新任CEO的母语是弱未来指向/不区分时态型（例如：汉语），企业CSR表现呈现出显著的提高。种种分析都得出同一结论：当企业及其CEO的工作语言是不区分时态时，企业会更关注未来并承担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

同时，Chris及其合作者也提出了一些调节性的影响因素，例如：公司总部所在国家的全球化程度，公司自身的国际化水平，CEO的国际经历等，都会促使企业接触更多的语言、更了解并接受国际化的CSR标准。对这些因素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预测语言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更倾向于发生在什么样的国家和企业环境中，什么样的企业会更加重视社会责任，并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加大投入力度。

演讲过程中，各位老师和研究生对Chris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问题和评论。例如，有同学提出CEO所掌握语言数量及程度本身或许比其海外经历更能够有效预测CEO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程度；海外市场的数量比海外销售占总销售的比例更能体现企业的国际化水平；语言对CSR的影响或许会由于CSR行为是“积极”主动自发型还是“被动”反应跟风型而不同。有老师还提出跨文化研究所发现的其他语言特点（如动词多还是名词多，逻辑分析型还是综合一体型）或许对CSR也有影响。大家纷纷表示这种将认知心理学与企业行为相联系的研究非常新颖有趣。

Chris在密歇根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已经是光华的老朋友了，曾多次来光华演讲。在2011年春季学期，他就在光华进行过半年的访问。他的学术研究也比较关注中国的管理问题、特别是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比如，他与组织与战略管理系的张建君教授、当时光华的硕士研究生周燕华（周燕华如今在哈佛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于2011年在《加州管理评论》（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上曾发表文章《中国环保法规的不确定性和企业的反应》（Regulatory Uncertainty and Corporate Respons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China）。这篇文章发现并指出了中国环保法规没有产生应有效果的三个主要影响因素，以及这些影响因素发挥作用的不同机制。

新学期，组织与战略管理系的讲座中开始安排一位老师做介绍和点评。Chris的演讲中，新加入光华的刘知老师作了开场介绍和点评。

2015年9月17日下午，香港理工大学的唐翌教授则从CEO的角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最新研究进行了汇报：“纳西索斯vs.伊卡洛斯：CEO的自恋和自大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影响”（Narcissus versus Icarus: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CEO Narcissism and Hubris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其中纳西索斯（Narcissus）和伊卡洛斯（Icarus）是希腊神话里面的人物，纳西索斯（Narcissus）因为过于自恋在湖畔里欣赏自己的影子落入水中而淹死，而伊卡洛斯（Icarus）用自己制造的翅膀飞上天却因为过于自信过于接近太阳翅膀被烧化而摔死。以这两个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分别代表“自大”（hubris）和“自恋”（narcissism）。唐翌教授的研究区分了这两者对CEO决策行为的影响机制和结果。

已有文献认为两者的影响机制和结果是相同或相似的，这一同质性结论体现企业的各种战略行为中，例如并购、研发投入等。然而，唐翌教授认为虽然两者存在共同之处，但是其不同之处仍然值得关注。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唐翌教授认为自恋和自大存在着显著差异，例如自恋者往往需要外在信息的确认，而自大者可以仅仅是自我膨胀，不需要外在信息的确认。过往的研究由于没有寻找到能够区分两者不同作用机制的结果变量而混淆了自恋和自大的效应。基于此点考虑，唐翌教授认为，必须寻找到一种能够体现自恋和自大不同作用机制的场景。而企业社会责任（CSR）正是良好的场景选择。原因在于，CSR兼具经济和社会两种功能。经济功能体现在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交换资源，降低企业面临的不确定；社会功能体现在CSR能够向社会传播正面形象，吸引利益相关者的注意力，提高企业及相应管理者的美誉度。由于自大的领导者往往对自我能力有过高估计并且对企业依赖外部环境的程度估计不足，企业更容易低估CSR的经济功能，即降低CSR能够带来更多资源的预期，从而减少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之相反，自恋的领导者为了维持良好的自我感觉，往往需要更多的外界关注，在其决策函数中，CSR的社会功能被显著放大，即提高CSR能够带来更多公众关注的预期，从而增加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

唐翌教授与其合作者通过美国上市公司历年的CSR数据证实了上述理论假设：CEO自恋与CSR显著正相关，CEO自大与CSR显著负相关。与此同时，他们还探讨了一些调节性的影响因素，例如：同行企业进行CSR的企业比例等。该研究通过对自恋与自大概念的区分，不仅有助于解决过去研究中的矛盾发现，而且促进了对CSR本质的深入了解，更在企业领导的个人特质与企业层面的社会责任行为与战略选择之间建立起了有机的联系。

由于话题新颖而有趣，并且研究横跨社会心理学、组织管理、战略管理诸多方向，老师和同学们就唐翌教授的研究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大家就Narcissism和Hubris在理论上、测量上、影响机制上的差异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讨论。一部分师生对这两个构念是否存在内生性问题（即两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了别开生面的辩论。基于这些辩论，大家就如何区分两个构念，如何消除内生性问题，以及尝试其他framing的架构等方面给出了建设性意见。最后，大家就战略研究和组织行为研究在学术范式上差别，关注问题的差别，研究方法的差别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唐翌教授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管理系。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战略领导力、组织学习、社会身份与市场地位等。仲为国老师为这场演讲做了开场介绍。

新学期两次讲座，开启了组织与战略管理系合并后的学术交流活动。通过类似的学术活动，很多新的研究想法被激发出来，已有的研究也得到改进。创造管理知识，体现在这点滴活动之中，其成果也将逐步在各位老师和研究生的科研成果中得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