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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光华学者沙龙”第1期举行 聚焦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

2024-04-15

所属栏目 新闻 链接 https://www.gsm.pku.edu.cn/index/xyxw.htm

4月11日,“北大光华学者沙龙”第1期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行,主题为“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张晓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系助理教授韩鹏飞,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光华思想力博士后权盈月等三位学者进行分享,来自国内主流媒体的十余位资深记者参与活动并进行了交流。

当今全球化的经济大潮中,企业发展、科技创新与产业集群已成为推动区域经济繁荣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产业结构的深刻调整,三者之间的联动效应日益凸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愈发显著。

张晓波的分享主题为《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演化》,为大家讲述了产业集群的作用意义、区域分布、发展阶段以及面临的挑战等。

在探讨产业集群的作用时,张晓波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正的外部性,如模仿技术、靠近市场、工人积累技能;二是详尽的分工降低了投资门槛,使其能吸引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进入;三是利用民间社会信任克服融资约束和降低执行合约成本。分享中,张晓波还详细介绍了产业集群发展的不同时期,包括萌芽期、成长期和质量升级期,并指出集群在不同阶段面临的不同挑战和机遇。

社会网络在产业集群形成中的作用是张晓波特别强调的一点。他通过分析企业家的网络资源和地方政府的作用,说明了社会网络如何帮助产业集群克服初期困难,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他发现,社会网络不仅有助于信息的传播和资源的整合,还能够增强企业之间的合作和信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

在讨论产业集群发展面临的挑战时,张晓波指出,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产业集群需要转型升级,提高产品质量和创新能力。他提出了多种应对策略,包括资本投入、电商机遇、以及人才吸引等。他特别提到了电子商务对于拓展市场范围、促进实体经济生产规模扩大的积极作用,以及对于提高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潜在影响。

张晓波表示,中国产业集群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利用了中国社会的比较优势(劳动力充足、民间信任强),克服了金融和制度的不完善,为千千万万企业家提供了创业的机会。这个模式大大调动了普通老百姓的积极性,很多地方官员以及乡贤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但随着要素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产业升级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并且,各个集群所处环境不一样,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挑战也不一样,因此很难有灵丹妙药解决所有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张晓波建议,地方政府应该聆听产业诉求,因势利导帮助产业集群发展,克服发展瓶颈。同时,产业政策观念也需要改变,要重视地方政府、社会网络、乡贤和企业家的作用,不能只“招大引强”,也要重视本土小微。各地产业发展中面临的挑战也不同,因此所需的政策解决方案也不同,自上而下顶层设计出来的产业政策很难放之四海而皆准。

权盈月的分享主题为《产业政策的“水土不服”——失联企业和异地经营企业》,为大家分析了工商注册企业中为什么会出现无正常经济活动的失联企业和存在异地经营的企业,并阐释了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她表示,所有的工商注册企业,可以把它分成是两类,一类是有正常经济活动的企业,还有一类是没有正常经济活动的,如皮包公司等。这部分没有正常经济活动的企业,它们出于主观或者客观的原因,很难被联系上,我们称之为失联企业。

在有正常经济活动的这部分企业里面,部分企业是异地经营,即注册地址和经营地址分离。之所以关注这个现象,因为在中国,有很多产业政策是基于地区的,在特定地区注册,企业可以享受到部分税收优惠。“当有一些地区性的产业政策出现时,有的企业会把注册地址搬到这个地方去,但经营地址却在其他地方,造成很多异地经营的企业。”权盈月说。

权盈月表示,一些产业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纰漏,刺激非正常经济活动的产生。在有正常经济活动的企业中,产业政策可能也会刺激异地经营企业的出现。这使得针对于地区性的产业政策,可能在短期内无法实现对经济发展的助力。

韩鹏飞的分享主题为《中美“脱钩”与科技博弈》,探讨了中美两国的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中美科技博弈,以及美国对华科技制裁对中美两国企业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创新领域的国际格局经历着深刻和剧烈的变革。一方面,美国仍然维持着世界头号创新强国的地位,然而其领先优势正逐步被削弱;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发展模式的转型,我国迅速崛起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大国。这一变动态势,集中体现于各国在研究与开发(R&D)投入领域的此消彼长;就本世纪全球研发投入的增量而言,日本和韩国贡献的份额约为10%,欧盟各国贡献的份额约为17%,美国贡献的份额约为19%,而我国贡献的份额约为31%。

韩鹏飞及其合作者发现,自加入WTO以来,我国对美国的科技依赖度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态势(其转折点为2009年全球经济大衰退的终结)。中美科技脱钩的程度以及变动态势,在成熟技术和新兴技术领域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相较于成熟技术领域(如内燃机技术),中美两国在新兴技术领域(如自动驾驶技术)脱钩程度更高,并且我国对美国科技依赖度更低;特别是在有些技术领域(如无人机技术),我国实现了对美国的反向“卡脖子”(亦即该领域美国对我国的科技依赖程度,已经超过了我国对美国的科技依赖程度)。

他们并不支持中美科技脱钩会遏制我国企业创新的悲观观点。事实上恰恰相反:脱钩反而会进一步激励我国企业进行自主研发。然而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脱钩会对我国企业产生积极的影响:尽管脱钩看上去会促进企业创新的繁荣,然而这本质上是在“重复发明车轮”,这种冗余研发活动未必符合企业的比较优势,因此反而可能会带来企业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的恶化;这一研究发现,有助于探究国产替代和技术引进的最优边界。

“同时,需要区分我国‘主动’脱钩与‘被动’脱钩的不同:在我国自发地选择主动脱钩的领域,我国企业并未受到负面影响,而是取得了创新和经营绩效的提升。另一方面,反观美国企业,脱钩尚未对其产生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美国企业的技术水平总体上更为领先,以及脱钩的国际联动效应对于中美两国存在差异。”韩鹏飞说。

韩鹏飞及其合作者发现,美国通过“实体清单”实施的对华经济制裁和技术封锁,并未能实现其政策目标:美国制裁并未能真正导致中美科技脱钩,并且我国在遭制裁领域的企业表现出了相当的韧性(尽管其经营绩效受到了负面冲击,但企业研发愈发具有原创性和探索性)。由于创新网络架构中各个领域之间的相互传导,美国制裁对我国上下游领域带来了网络外溢效应,并且该效应在上下游领域之间呈现出显著的不对称性。如果美国制裁针对我国下游领域,那么制裁产生的网络外溢效应,会促使我国上游行业与国际科技体系脱钩,但同时也会提升我国上游企业的经营绩效,从而难以实现其遏制我国企业发展的目标;反之,如果制裁针对我国上游领域,那么制裁产生的网络外溢效应,会造成我国下游企业经营绩效的恶化,但同时也会加速我国下游企业融入国际科技体系,从而难以实现促使我国与国际科技体系脱钩的目标。制裁产生的网络外溢效应,使得美国政府对华制裁的两大政策目标(亦即遏制我国企业的发展,以及促使我国与国际科技体系脱钩)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

韩鹏飞指出,促进国际科技体系一体化的产业政策(如我国对战略新兴产业的扶持政策)与市场力量的作用方向一致,从而加速了中美科技体系相互融合的进程;而意在人为地实现各国科技体系相互脱钩的产业政策(如美国通过“实体清单”实施的对华制裁)与市场力量的作用方向相悖,并未能扭转市场力量推动的中美两国科技体系相互融合的大势。

分享结束,三位学者回答了现场媒体记者的提问,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这次活动不仅为大家提供了深入理解企业发展、科技创新以及产业集群的新视角,有利于发现和应对复杂经济现象,更强调了这三者在当今全球化经济大潮中的价值和意义,有助于增强企业、产业与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能力。

当前,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在科技创新的推动下,一批批创新型企业脱颖而出,成为引领行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同时,产业集群作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平台,正在成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本次活动的策划,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和发展需求。未来,我们将继续关注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的最新趋势,加强政策研究和实践探索,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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