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2025年北大光华两会后经济形势和政策分析会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进行了题为《提振消费与更平衡的长期经济增长模式》的主旨发言。陈玉宇表示，在困难因素叠加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在2024年取得了可观的增长。但是从中长期看，我们必须实施结构性的改革举措，才能将短期政策与促进长期增长结合好。要借助这次解决短期周期问题的契机，构建起长期解决这一问题的宏观结构改革的目标和框架。
对于结构改革的要点，陈玉宇建议：一要展开更多的研究和政策讨论，厘清居民消费需求比重过低的结构性原因，确立中长期的结构调整目标；二要遵循市场规律，由市场力量引导产业结构变化，消除市场结构变化的摩擦和制度化阻力；三要改革财政和国有企业；四要更快地推进社会保障网的建设和水平提升；五要借助当前发展契机促进城市化，促进城市新居民的安居乐业工程；六要创造更多和更高质量的工作岗位，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作为高质量增长的核心指标。
经济企稳回升态势显现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稳定房地产市场、化解债务压力，通过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张国内需求。这些政策初见成效，经济短期的困难得到纾解，整体经济已经企稳回升。”陈玉宇说。
此外，陈玉宇也指出，新近出台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为国内需求的扩张提供了强有力地刺激，也为未来中长期内拥有一个更可持续与更平衡的增长开了个好头。
他以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及创新科技为例进行了解读。在他看来，当前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处在调整的尾声，虽然调整的“量”比较大，但价格调整的幅度却相对平稳。春节过后，中国市场涌现出一系列积极向好的因素，促使众多国外投资者重新将目光聚焦于中国，审视美国高科技行业是否被高估，与之对比的中国的创新能力以及资本市场是否存在被低估的情况。
陈玉宇表示，最近三年多，中国经济面临的短期困难——疫情的影响、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地方政府债务压力以及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是四大短期的负面因素；而相当一段时间，衡量技术进步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则是今天经济困难的中长期因素。
“在困难因素叠加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在2024年取得了可观的增长。但是从中长期看，我们必须实施结构性的改革举措，才能将短期政策与长期增长结合好。”陈玉宇说。
在他看来，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投资空间逐步收窄的背景下，促进消费已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抓手。短期内，各地出台了以旧换新、消费补贴等一系列拉动消费的政策，或能带动经济的复苏与增长。今年要实现5%左右的增长目标，促进消费既是必要政策，也符合长期发展需求。
推进消费结构综合性改革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并强调“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此之前的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列为2025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2024年的消费增长贡献了整体经济增长的44%，但这是在房地产投资下降10%和整体投资疲软的情形下取得的，并且这里包含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两部分，所以增长结构的短期改善不宜高估。”陈玉宇说。
陈玉宇指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公报，2024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2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3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5个百分点。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30%。在国际局势不稳定性加剧的环境下，这个增长结构有很大的脆弱性。
在他看来，中国要在未来10-20年拥有强有力的长期增长，必须着手结构性的改革，长期提升居民消费的比重，才会使得中国拥有更平衡更持续的活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各个行业的“内卷”才会缓解，未来发展才有前途。
对于我国的消费结构，陈玉宇进行了深入研究。陈玉宇认为，我国的消费结构问题由来已久，所以需要综合性的结构改革举措。2000年，中国的总消费占GDP比重是65%，其中居民消费是47%；2010年，消费结构问题凸显，总消费占GDP的比重只有50%，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只有35%；2024年，这两个比重分别是57%和42%，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仍处于较低水平。
“虽然近几年消费结构有了长足的改善，但这种改善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在未来十五年将这一比重提升10-15个百分点。如果没有明确的改革模式目标，没有综合的经济改革方案，这是很难实现的。而为了消除过于依赖净出口的风险，为了切实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为了经济更平衡更具内生活力，这个结构改变必须完成。”陈玉宇说。
结构改革要聚焦的六个方面
“完成这种结构改革并非易事，但从最近的政策讨论中，各个方面都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政策重点也转向了提升消费需求。需要强调的是，要借助这次解决短期周期问题的契机，构建起长期解决这一问题的宏观结构改革的目标和框架。”陈玉宇说。
在他看来，结构改革可以主要聚焦在以下方面，这需要更多的研究和稳健地展开：
第一、展开更多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厘清居民消费需求比重过低的结构性原因，确立中长期的结构调整目标，逐步推进制度性的结构调整。
第二、遵循市场规律，由市场力量引导产业结构变化，消除市场结构变化的摩擦和制度化阻力。
第三、改革财政和国有企业。中国储蓄率过高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居民储蓄，其范围包括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公共部门储蓄等。
第四、更快地推进社会保障网的建设和水平提升。政府财政支出，要更高比例地转化为面向居民的转移支付。
第五、借助各地区吸引劳动力和人才的契机促进城市化，促进城市新居民的安居乐业工程。
第六、各地区政府应该将创造更多和更高质量工作岗位作为重要的经济目标，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作为高质量增长的核心指标。
“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充满创新的制造业，而不是一个与需求结构变化不匹配的份额过大的制造业。同时，需要大力改善商业环境，更多的通过法制保护经济活动，将与新技术结合的生产型和消费型服务业的活力激发出来，使服务业成为与高科技制造业并驾齐驱的增长引擎。”陈玉宇说。
陈玉宇，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并担任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2014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奖。2017年获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2年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此之前，任职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司。研究领域主要在经济发展和生产率、人力资本和增长、健康和污染、行为经济学与劳动市场、收入分配、地区差异等。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PNAS)、《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经济和统计评论》（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人力资源杂志》（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健康经济学杂志》（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环境经济学和管理杂志》（Journal of Enviro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EDCC、Exploration in Economic History、Population Studies等国际学术杂志和《经济研究》《管理世界》《金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和《经济学季刊》等国内杂志。曾获得教育部高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三等奖， 厉以宁研究奖，多次获得光华管理学院教学优秀奖。教授的课程主要有宏观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政策分析、劳动经济学、经济学原理、中国经济等，获2013-2014学年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