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2025年北大光华两会后经济形势和政策分析会在京举行。会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唐遥发表了题为《中国探路全球经济变局——“优进优出”》的主旨发言。唐遥回顾了中国开放政策的动态演变历程，着重指出中国正从依赖外部市场逐步走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模式转变。他认为，在当前中国内循环基础不断夯实的形势下，前瞻性地布局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中国及世界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至关重要，这就要求中国在国际贸易与投资政策方面进行深度优化。
为此，围绕“优进优出”这一理念，唐遥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在“优进”层面，鉴于国内需求中消费占比不断攀升，中国需要引入更为多元化的产品、服务以及生产要素，以此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提升国内资源利用效率。具体而言，在进口方面可探索与不同国家或关税同盟达成互惠协定，并承诺逐步将大部分进口关税降至零；在外资领域应鼓励更多服务业企业来华投资，切实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的决策；在人员交流方面要持续提升外国人员进出的便利性，吸引外国人力资本更多参与中国国内经济活动。
在“优出”层面，由于国内工业能力迅速提升，中国现已具备输出价值创造环节以及助力其他国家发展工业的物质、技术和资金条件。贸易方面，中国应持续推动提高中间品出口在出口中的占比，促使中间品与其他国家的生产要素在当地融合，实现经济价值创造层面的共享与共赢；对外投资方面，引导出海企业秉持因地制宜、长期主义、互利共赢的原则扎根当地，搭建更多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联通的桥梁；此外，中国金融系统应探索服务产业出海及全球市场的路径，推进金融强国建设。
展望未来，开放愈发重要
回溯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大进大出”的开放策略，大规模引进外资和技术，通过加工贸易大规模出口。至2020年，受贸易摩擦与全球疫情的双重影响，中国高瞻远瞩地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方向。
“从国家发展的宏观视角审视，此前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较多地借助外部市场，对外部需求的依赖程度较高。而如今，我们正有条不紊地朝着依靠本国内需体系的方向过渡，这无疑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唐遥表示，构建国内大循环既体现了中国长期以来建立内需体系的诉求，也反映出在动荡国际形势下对经济安全的考量，而外循环同样不可或缺，其是提升经济效率的必然要求。
这便是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发展至今对外开放思路转变的内在逻辑。
在当下这一关键节点，中国正全力以赴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将“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列为重要任务。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9%，新能源汽车年产量突破1300万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11.2%。
“中国已经建立起包含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在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虽然仍存在一些短板，但整体构建进程迅速。这些具体成绩也充分表明，内循环正不断夯实。当下，我们在持续推进内循环的同时，也需前瞻性地布局外循环，这也是中国适应全球变局，应对缺乏统一、稳定国际经贸规则的积极策略。”唐遥说。
唐遥表示，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这对中国优化国际贸易和投资政策提出了要求。在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快速推进、内循环基础不断夯实的形势下，前瞻性布局高水平开放，对于中国及世界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意义重大。
适应变局，优化开放模式
当前，全球经贸关系正经历着深刻而巨大的变革。而中国的经济崛起，将不断推动全球经济的向前发展，中国与世界之间需要在发展中寻找新的平衡路径。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球经贸变局绝不仅仅局限于中美关系，其实质是中国与世界整体关系的深度重塑。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发展模式的转型与开放战略的深化，正成为重塑全球经济格局的核心变量。”唐遥说。
唐遥表示，在过去几年里，中国制造业和工业增速均显著高于居民消费增速。例如，去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未来几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不会超过3%。在此情形下，如果中国制造业产能以约5%的速度增长，而世界需求增速却不足3%，那么供需矛盾不可避免。
事实上，目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占全球30%，依靠外部市场扩容的潜力较为有限，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迫切需要与全球经济探寻新的平衡模式。
“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而是呈现出碎片化特征的国际经济环境，不仅缺乏统一规则，而且现有规则极易被有些国家所破坏。从中国与世界交往的视角出发，无论是着眼于近期还是长远发展，都迫切需要全新的思路，以此加速或优化现有发展趋势。”唐遥说。
优进优出，拓展共同利益
在唐遥看来，通过“优进优出”，中国将更好地拓展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推动世界经济朝着更有序、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在“优进”层面，随着国内需求中消费占比持续上升，中国需引入更多元化的产品、服务与生产要素，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提升国内资源利用效率；在“优出”层面，由于中国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协同发展，工业能力快速提升，中国已具备输出价值创造环节以及助力其他国家发展工业的物质、技术和资金条件。
在外贸方面，中国应积极主动推进单边开放，与不同国家或者关税联盟开展双边谈判，推动降低双边关税。这与美国式的威胁性谈判存在本质区别，中国谈判的默认目标应是实现零进口关税，并要求对方给予相应的优惠关税待遇。
对此，唐遥建议可参考《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相关要求，其规定99.5%左右的产品零关税，工业品零关税比例达 99.9%，以此为参照制定贸易决策，通过双边和多边谈判向愿意合作的国家提供等同于CPTPP的进口关税待遇，从而可以有效打破当前多边贸易机制的僵局。
在外资领域，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实际利用外资下降幅度较为显著。2024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下降27.1%，其中制造业外资下降近30.4%。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错综复杂，从产业部门角度剖析，需要审视服务业和制造业两大板块的平衡。
“中国虽已提出全面取消制造业准入限制的政策，但制造业区域集聚程度较高、竞争激烈，外资进入后的发展前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唐遥分析指出。基于此，他建议应积极鼓励外资更多地投向服务业，不仅是政府重点关注的高精尖研发领域，也要包括生活服务领域，兼顾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满足中国消费增长过程中对服务的多元需求。
此外，唐遥还特别提到，为吸引外资服务业，可通过扩大人员交往便利化程度，降低中小企业外资进入成本，从而有效扭转当前外资下降的被动局面，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关注传统制造业的市场准入和成本因素。
除“优进”举措外，“优出”同样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发展的关键环节。在唐遥看来，中国企业的出海路径已逐渐走向多样化。过去中国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出口层面，自2022年起，企业自主出海行为日益普遍，中国不断提升的工业能力使其具备了向全球输出价值创造的强大能力，助推了其他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唐遥表示，企业海外发展的路径主要涵盖了出口贸易、特许经营、战略联盟、海外投资这几种形式，其中海外投资常见的方式包括并购、设立子公司等。在出口贸易方面，自去年起，中国着重强调提高中间品出口，这将极大地促进中国价值创造与他国要素在当地的有机结合，实现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
在对外投资方面，唐遥提醒，企业出海应秉持长期主义理念，与当地利益紧密捆绑，因地制宜地开展合作。在此过程中，企业必然会产生融资需求，若能与金融领域“五篇大文章”有机结合，将为中国的金融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经济要实现与世界的深度融合、达成平衡发展的目标，就必须积极拓展与各国的共同利益，推动全球经济格局朝着稳定、有序、可持续的方向稳健前行。”唐遥总结道。
唐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和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副主任。他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2009到2017 年在美国的鲍登学院（Bowdoin College）任教并取得终身教职。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气候变化的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