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发展

周黎安:明清商帮跨越时空的当代价值丨学术光华

2022-04-12

当前,中国有1.5亿市场主体正以不同的商业组织形式活跃于中国乃至全球的的经济版图中。事实上,中国商业组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上古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商周时期商业活动和商人组织继续完善发展。秦汉至唐宋,行商坐贾分布于大小市镇,盐茶贩运商往来各地,商业店铺被组织成商“行”管理。到了明代,地域性商帮开始陆续崛起。至清代,商帮已经成为中国商业活动中最重要的商业组织与决策主体,以“十大商帮”为代表的知名地域性商帮是当时社会最具影响力的商业力量。

时至今日,辉煌于明清两朝的商帮早已消失在历史烟尘里,但是他们的经商活动所积淀下来的传统商业文化对当代经济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周黎安教授及其合作者利用明清时期县级层面的商帮数据,对以明清商帮为代表的传统商业文化对当代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所撰写论文《传统商业文化的长期经济影响——基于明清商帮的实证研究》发表于《管理世界》上。该期刊是反映中国经济管理理论、政策研究和管理实践的综合期刊。该研究发现:

明清时期商帮活跃地区当代经济发展水平更高。

在传统商业文化浓厚的地区,居民创业更活跃、教育水平更高、社会交往更频繁、互助行为更多,非国有企业兴办更繁荣,民营企业的行业分布更为多元广泛、实收资本规模更大。

传统商业文化通过个体、企业和行业三个层面的作用机制对经济发展发挥着积极的长期影响。

传统商业文化的长期经济影响

有学者认为,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而言,传统文化可能是经济赶超的助推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曾说:“文化可能就是生产要素中未被列入但很可能今后会被列入的生产力的组成部分、生产要素的新的组成部门。

实际上,传统商业文化对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有经济学家就注意到,历史上的商帮、行会等经济组织,及其所演进出来的交易与生产形式,积累形成了独特的传统商业文化,对当代制度环境、人力资本、职业观念和社会网络都发挥着长期作用,进而对经济绩效产生长期影响,成为一种独特且无形的“地域性资本”。

以明清时期涌现出的晋商、徽商等实力雄厚的商帮组织为例。这些商帮组织以地缘和血缘认同为基础,以亲情和乡谊为情感纽带,以“相亲互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义庄、祠庙等为活动场所,发展出了儒而好贾、亦绅亦商的独特商业风貌。这些历史上的商业实践及其积累形成的传统商业文化,是后世经济活动的文化土壤。分析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长期影响,呈现这种长期影响的表现形式,阐释其中的作用机理,对于理解“中国奇迹”背后的文化根基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周黎安教授及其合作者利用详实的数据,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发现了以明清商帮为代表的传统商业文化产生长期经济影响的系统性证据,还揭示了其发生持续影响的渠道机制。该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跨越时空的当代价值,也更加清晰地展现了中国经济发展背后的历史文化根基。

中国奇迹所植根的独特文化土壤

周黎安教授及其合作者细致考察了传统商业文化对当代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在他们看来,传统商业文化的当代传导路径虽然难以完备地量化描述,但可以通过商业活动史与当代个体、企业和行业层面上的经济特征之间的关联来检验传统商业文化长期经济影响的作用机制。因此,他们从居民创业、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企业兴办和行业传统5个角度一一进行了实证检验。

明清商帮兴起的地区,居民创业活动更为积极

从居民创业的角度来看,商业繁荣会提升区域内居民对商业活动的认可程度,对商业的“先天亲近”会通过家庭教育、社群氛围和文化标识代际相传,形成对创业活动的长效促进。明清商帮的活跃在当时引发了“竞以求富为务”、“吾郡或右贾而左儒”的价值观念转变,孕育了以浙东学派为代表的强调“经世致用”、提倡“四民皆本”(“士、农、工、商”称为四民)的学术思潮,也形成了开放外向的“中国海洋文化”。例如,清宣统时期《山西风土志》记载,“人性视商业较儒业为优,故全省人民之职业,农之外,商为多……如太(原)、汾(阳)、平(遥)、蒲(州)、解(县)、(新)绛等处,以经商为天职……” 回顾改革开放史也不难发现,在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双重条件下,安徽、浙江、江苏等历史上大型商帮活跃、传统商业文化深厚的地区,在农村改革、民营经济探索和乡镇企业崛起等领域中往往能率先突破,表现出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

该研究证实,在历史上有商帮兴起的县,当地居民自主创业的概率、选择以私营企业雇主以及自营劳动者为职业的概率均有提升。换言之,即历史上商业繁荣、商帮组织活跃,所形成的传统商业文化鼓励着当代居民的创业行为。

明清商帮兴起的地区,各代际居民受教育水平更高

从人力资本的研究视角来看,传统商业文化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形成长期存续的人力资本优势。以明清商帮为例,对内部成员来说,商帮的经济活动既对人力资本提出了更高需求,激发了更强的人力资本积累意愿,又为人力资本积累提供了更好的基础条件。

一方面,商业活动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会促使商帮兴起的地区形成重视教育的社会风气。例如,在明清商帮的主营项目中,典当、钱庄等行业要求从业者具有簿记与算数的能力,长途贸易、商情交流要求从业者具有较好的书写和文字表达能力,官盐贩卖、军需采买等需要密切联系官府的事务要求从业者具有较好的儒学素养、沟通能力和礼仪知识。这些人力资本需求参照当时的平均教育程度来看已经是很高水平。而识字率、计算能力和日常阅读写作频率的改善,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本、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长期发展。

另一方面,明清商帮为兴办教育提供了经济支撑。兴办族学、祠塾和庄校等教育机构,不仅满足了明清商人群体“光耀门楣”、“德被子孙”等自发的价值追求,也契合了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有助于商人群体进一步获得社会认同。同时,这些机构还为商帮承担着培养子弟、选拔人才等更富现实意义的功能。在自我价值取向、社会价值认同和现实功能需求的共同作用下,兴办教育在明清商人群体中蔚然成风。地域性商人团体也推动了近代新式教育的探索,支持了现代教育的发展。

该研究证实,有明清商帮兴起的县,农村人口识字率显著提高,从20世纪10年代到70年代出生的各代际人群的识字概率均提高了20%以上。这一结果体现了传统商业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居民人力资本的持续影响,传统商业文化中“崇学重教”的价值追求在商帮兴起、商业繁荣的地区世代相传。

明清商帮兴起的地区,当代区域信任环境与社会资本积累表现良好

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传统商业文化通过信息渠道的拓展、社群内部公共服务的改善、信任环境的优化,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进而推动经济繁荣。第一,浓厚的传统商业文化、活跃的商业组织活动史,增加了个体间社交网络的关联强度,形成了非正式的商业资讯交流场域,为知识与信息的传播扩散提供了良好的环境。马格里布商人联盟、欧洲手工业行会以及我国近代的鹤庆、喜洲等商帮都在新生产技术的应用和新管理模式的引入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二,传统商业文化注重诚信,历史上晋商对机会主义行为所实施的多边惩罚机制、徽商定期编纂发行“征信录”的传统以及洞庭商帮的职员保荐制度,都对当地诚信文化的建构和信任环境的改善有着积极作用,这种信任环境的改善有助于企业形成更大的资本规模、更有效地扩充实力。第三,传统商业文化鼓励合作,商贸活动拓展了传统小农经济中分工合作的家庭边界。和衷共济的价值理念,历史上的合股集资的经营模式以及殡舍、义冢、医治寄宿所等商团组织内部公共服务模式的探索,能拓展资金、信息和社会关系渠道,发展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引导区域内更加活跃的商业合作。

首先,该研究证实,明清商帮兴起的地区,居民每周用于社会交往的时间有所提高,居民更多地获得来自家庭以外的帮助。总体来看,传统商业文化在当代居民个体的社会行为中,呈现出一种社交活跃、互信互助的地域性文化特征。

接下来,该研究证实,明清商帮兴起的地区以实收资本总计来度量的民营企业规模更大。这种影响在制造业、房地产业、采矿业和金融业中表现较为明显,细心考察,不难发现这4类行业都是起步门槛较高、资金需求较大的行业,同时也是对地区经济发展拉动作用比较突出的行业。商帮兴起地区民营企业总体资本规模的提高,体现了传统商业文化在当代民营企业资本合作中所起的推动作用。

综合上述两个角度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传统商业文化促进了当代区域信任环境改善与社会资本积累,在个体行为、企业特征上均有所体现。

明清商帮兴起的地区,在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发展更为迅速

从企业兴办的角度来看,传统商业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为企业兴办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与条件基础。第一,传统商业文化对商业活动的认可与倾向,不仅在居民创业的角度上影响企业的创办者,同时也会在社会观念的角度上影响企业员工、潜在就业者以及企业外部的监管者等多元群体,这样的社会价值认同,可以为企业兴办提供更好的文化环境。例如,改革开放初期,在商业传统深厚的浙中地区,义乌小商品市场具有开拓意义的建设与成功,就是在从业者、消费者和以谢高华为代表的一批地方领导对商贸活动的高度认同、积极推动和共同努力中实现的。第二,传统商业文化对居民创业的鼓励,为企业兴办提供了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领头人;对人力资本的提高,为企业兴办提供了更好的员工素质基础;对社会资本积累的促进,为企业兴办拓宽了信息和资金来源渠道,为企业兴办提供了更好的客观条件。

该研究证实,传统商业文化对当代地区企业兴办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这种积极影响在非国有企业的兴办上表现得更明显。该研究进一步分析了传统商业文化对当代不同时期的影响。

在计划经济时期,商帮兴起地区与非商帮兴起地区相比,在国有企业的创办上没有显著区别。这是可以理解的:传统商业文化主要在民间发生影响,体现为对市场机会的敏锐把握和灵活反应,而国有企业创办是各级政府基于国家计划而决定的,独立于该地区的传统商业文化的影响。在1992年以后的各时期,商帮兴起和活跃的历史对非国有企业兴办影响逐年上升,其估计系数是国有企业兴办影响的估计系数的 10-100 余倍,且显著性更高。1992 年以“南方谈话”为标志,市场经济改革进入快车道,企业家精神和传统商业文化重新焕发出旺盛生机,激发起强大的经济动能。这说明,传统商业文化对于当代民间商业的繁荣活跃发挥出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种积极影响只有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才会逐步体现出来。因此,可以认为传统商业文化对民间企业家精神的长期影响。

明清商帮兴起的地区,非国有企业兴办更繁荣,民营企业的行业分布更多元广泛

从行业传统的角度来看,传统商业文化中开拓进取、敢于创新的精神会鼓励企业在更多元的行业领域探索尝试;传统商业文化中和衷共济、相亲相助的价值追求会促进企业间的合作,为企业涉足更多行业领域提供支持。多元经营是我国商业史上常见的行业传统。在企业家精神的主观推动,以及风险分担和资源配置的客观需求下,我国明清的商业组织都呈现出行业领域多元化的经营特点。小到一个商业家族,大到具有一定区域影响力的同乡同业组织,再大到举世闻名的大型商帮,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例如,民间商业文书记载,明清时期的闽商家族往往是宗族亲属之间分业经营,但资本合作来往密切;上海知名的同乡同业组织点春堂,由糖业起步,逐渐成为在棉、糖、海产行业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近代商团;明代晋商“输粟于边塞,治盐于淮扬河东,贩布于吴越,运茶于川蜀,从而以山西为本据,往来于边塞、江淮、川蜀之间,构成有机的商业联系”。这种多元经营的特点,在当代的地域性商业组织中也有所体现,例如业务覆盖了行业链条各个环节的西宁二手车商帮、莆田石油和医疗帮等。

该研究证实,有明清商帮兴起历史的县,民营企业的行业分布更为多元广泛。这种影响在制造业等6个行业门类中作用显著。这说明,传统商业文化提高了民营企业向各个行业领域拓展业务的积极性,促使行业门类内部各子领域的方向上都呈现出“齐头并进”的繁荣局面。历史上,明清商帮“钻天”、“遍地”的业务开拓和地理遍及,在当代也表现在行业领域的开拓与遍及上。强调自主探索、勇于尝试、锐意进取的传统商业文化,鼓励着当代民营企业家向各个行业领域水银泻地般地全面渗透,在地域层面上形成了多元经营、广泛渗透的行业分布特征。

综合行业分布、社会资本这两部分机制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传统商业文化促使当代民营企业的行业领域分布更多元、资本规模更大。从地域视角来看,“扎堆”和“抱团”更多地表现在合作的促进、企业资本规模的提升上,而并非行业领域的集中堆叠、经营内容的简单重复。当然,传统商业文化对民营企业合作的促进,可能不仅发生在资本合作上,还包括技术、信息和管理上的合作,但由于数据的局限,传统商业文化对这些类型合作的引导作用目前还难以利用实证检验。

让传统商业文化资源“活”起来

在举世瞩目的“中国增长奇迹”背后,文化根基是一个重要的动力源,优秀传统文化是理解中国经济历史逻辑的一个重要维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包括孔孟程朱等形成于学理建构基础上的文化组分、诗词歌赋等形成于艺术创作基础上的文化组分,而且还包括传统商业文化等形成于千百年来经济实践中的文化组分。

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上有着丰富的经济实践,积累了博大深邃的经济思想,形成了独特深厚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文化。这些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代代中华儿女日复一日的经济活动中表达呈现、传承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实质、组成内容和长期影响的学术研究,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值得未来进一步深入展开。

基于上述数据分析结果与理论阐述,该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对传统商业文化资源的挖掘保护。对有代表性的商业文化遗迹,注重其向当今世人所呈现出的文化传承价值;系统性地抢救、整理现存于世的商业文书资料,让传统商业文化资源在生产方式、经营理念和管理思想等维度上“活”起来。

第二,加强对传统商业文化的学术研究。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领域,商业文化所受到的学术关注度与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影响高度不对等。传统商业文化作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根基,是传统文化中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组分。

第三,加强对传统商业文化的宣传教育。通过将传统商业文化教育纳入各教育阶段的课程和课外活动体系,同时在大学商学教育中传授具有中国特色、根植中国文化、服务中国社会的商业思想和管理知识,将有助于树立文化自信、建立民族自豪感、激发年轻人的创新创业热情。

第四,加强对传统商业文化的传承发扬。在当代商团组织治理与发展中,应注意吸纳传统商业文化在家国情怀、社会担当、合作引导和信誉建设等方面的有益内容,发展有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市场环境优化的当代商业文化,进一步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积累文化实力。

周黎安,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十佳教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于北京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硕士学位,于斯坦福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学、产业组织、经济转型与发展。在国内外一流经济学和管理学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2017年出版专著《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第二版)》。在官员晋升激励与行为、政府治理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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