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11日，第二十六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创新驱动：赋能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发表了题为《以创新寻求不确定时代的确定性增长》的主旨发言。
刘俏表示，2025年，中国经济仍然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全要素生产率（TFP）既是长期增长之源，也是检验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标准。我国拥有大规模生产场景，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提升，全面深化改革和技术革命也将给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带来巨大空间。当前，“生产率增长不足”是长期的全球性挑战，2025年应将重点放在“做好自变量”，以创新寻求不确定时代的确定增长，相信中国今年全年经济增速有望达到5%。
在刘俏看来，2025年的中国经济要从以下六个方面“做好自己”，包括：以政策创新捕捉不确定增长中的确定部分；在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过程中寻找机会；寻求能源转型与数字经济发展的机会；寻求“经济再平衡”过程中涌现的机会，缩小城乡差距提升居民消费率，建设与高质量发展适配的金融体系；寻找房地产新模式带来的机会；寻找“大出海”中的机会，提升价值链上游程度，寻找价值蓝海。
寻求“可持续的增长”是全球挑战
近期，部分外资机构陆续出炉对于2025年中国经济发展增速的预测。而影响这些机构做出判断的因素，几乎如出一辙：消费增长受限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房地产止跌回稳前景不确定，制造业投资受外需冲击影响增长不足，“特朗普2.0”带来的负面影响高度不确定，气候变化和AI革命对旧的增长模式形成强大冲击等等。
对此，刘俏指出，“生产率增长不足”是长期的、全球性的挑战，如何保持经济长期的稳定的增长，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难题。而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全要素生产率，则是经济保持长期增长的动力源泉。
“按照美国自己的说法，它拥有全世界最好的科技创新水平，但实际上它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最近二十年也只有0.7%左右。这其中原因就在于美国缺乏大产业、大规模的应用场景。因为它的工业化早就完成了，当前美国的制造业占比非常之低。”刘俏说。
在刘俏看来，这种背景下寻求一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就要聚焦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上。中美之间战略性竞争表现为科技层面的竞争，实质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竞争。
基于研究，刘俏指出了全要素生产率发展的三个要点：其一，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速与GDP增速的相关性系数高达0.81；其二，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来源；其三，大规模产业场景（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
“是否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检验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标准，而新质生产力的来源不仅包括科技革命催生出的新节点行业，也包括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被掣肘的领域。”刘俏说。
在他看来，缺乏大规模的生产场景是大多数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不足的底层原因，相较而言中国在这方面有比较优势。此外，他也提出，很多传统产业领域存在管理缺陷，导致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被抑制。
重新构想增长：深化改革和技术革命
刘俏表示，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我国正以科技创新驱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而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
“全世界都在提改革，我国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几百项改革举措，这些改革举措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构想未来的增长之源。”刘俏分析称，全面深化改革和技术革命能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巨大空间。
在刘俏看来，中国在这方面有相对的比较优势：一方面，我国制造业的规模庞大，2022年制造业GDP占比达27.7%，占全世界制造业产值的30%以上，相较于美英法等国，我国在制造业方面能够提供大规模的场景，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我国在很多领域的生产率仍比较低，如农业和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等，这些领域通过改革有可能将生产率水平进一步提上去。
以农业领域为例，2023年我国农业产业占比为7.1%，而农业就业人口占比则达到了22.8%。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农业就业人口占比几乎在二十年前就已经降到了5%以下。
“我国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较高，其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太低。”刘俏指出，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可以通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和城镇化改革实现，也可以通过加大对农业、农村、农业从业人员的投资来实现。
做好“自变量”，从六个维度寻求创新增长
刘俏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而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发展思路要从全球化时代的“在一起，做自己”变为全球碎片化时代的“做自己，在一起”。在他看来，2025年中国要从以下六个方面“做好自己”：
第一，以政策创新捕捉不确定增长中的确定部分。近期中央多次释放明显信号推动经济增长和宏观政策范式重构，其中，最值得关注也最值得期待的是聚焦需求侧的创新政策工具的推出。以生育支持和清理企业应收款两项政策建议为例，我们分析显示这两项政策能以相对较小的成本带来至少一个百分点的超额增长。具体而言，在生育支持方面，假定0-2岁婴幼儿总数约为2800万，国家可以给每个婴幼儿每年平均补贴2万元，则2025年需要财政额外承担5600亿元。但是这部分开支是刚性的，预计这5600亿将全部转化为消费。此外，可以通过专项工作在2025年化解上市公司1万亿元应收账款，相当于企业真实利润增加1万亿元，按A股市场平均17倍市盈率计算，将带来17万亿元的市值上涨。假定中国投资者投资收益的边际消费倾向（MPC）为3%，那么17万亿的市值提升将带来5100亿的新增消费。
第二，在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过程中寻找机会，进一步提升研发强度，大幅提升基础研究的占比。2023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比达6.65%，仍远低于主要经济体12-23%的水平。从量上看，2023年我国基础研究花费仅为2212亿元，估测美国为我国4-5倍。目前看来，要实现“十四五”规划要求的到2025年基础研究占比达到8%难度较大，急需政策支持。需要通过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超常规的调节来大幅提高基础研究占比。
第三，寻求能源转型与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机会，包括满足“碳中和”的融资需求、发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等。实现碳中和的过程是深刻系统的经济社会变革，必然会带来大量的上下游产业崛起，乘数效应巨大。为了实现这一系统性变革，政策方面需要具备耐心并长期保持强度，支持未来30多年每年10万亿元的长远投资。在数字经济领域，基于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以场景为牵引，企业通过创新实践将有更多机会。我们预测数字经济增加值2030年将达到经济总量的30%。
第四，寻求“经济再平衡”过程中涌现的机会，比如缩小城乡差距提升居民消费率，建设与高质量发展适配的金融体系。以消费为例，当前中国居民消费率大概比美国低30个百分点，到2035年中国的居民消费率或将达到60%，这背后对应着许多行业发展的可能性。长远来看，消费是一个“慢变量”，提振消费需要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但是短期来看，将时间单位缩短到一年，建议通过直接消费补贴和加大转移支付提振消费。
第五，寻找房地产新模式带来的机会，通过供给侧地产政策发力，推动地产行业从“投资”向“投资+消费”转变。设立房地产稳定基金、启动住房公积金制度、租赁住房以及REITs“三位一体”的新一轮改革或可破局。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形成“开发（购买）→培育→退出→开发”的投融资闭环。
第六，寻找“大出海”中的机会，提升价值链上游程度，寻找价值蓝海。一方面，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下游位置，大量依赖中间品进口完成制造，但实现科技自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向价值链上游迈进，调整全球分工地位。中国企业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和重新布局产业链，构建广泛的中下游合作伙伴网络，这为“大出海”提供了必然性。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制造占全球30%，其中仅12%供国内消费，其余18%则依赖海外市场。加速出海不仅有助于开拓上游市场，也能通过部分让渡中下游环节实现全球经济平衡。“目前中国GDP占全球比重为18%，如果我们的企业只想守住这18%，就意味着放弃了82%的世界市场。”刘俏也特别指出，“大出海”是中国企业寻求新增长点的必由之路，必须在出海中寻求新的确定性机会，通过实践来实现破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