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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目标下的经济管理研究 |《营销科学学报》创刊号

时间:2022年05月07日 08:18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关于“碳中和”的研究又有了新成果:学院院长刘俏教授和党委副书记滕飞博士合作撰写的《“碳中和”目标下的经济管理研究》一文,刊发于《营销科学学报》(Journal of Marketing Science)2021年创刊号上。

除了思想成果产出外,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光华管理学院正从三大方面全面发力:

第一,光华正在梳理和调整整个教学研究体系,包括在教学方面和研究方面均有调整。

第二,光华成立“碳中和行动实验室”,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并通过严谨的实证研究,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碳中和行动方案,包括从消费端引导国民的低碳偏好等。

第三,推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纳入学院“双一流”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光华决定自2021年起每年发布自身碳足迹报告(“双碳”行动!北大光华发布首期碳足迹测算报告),履行低碳社会责任的承诺和行动,引导全社会关注碳足迹和节能减排。

“碳中和”目标下的经济管理研究

摘 要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举措。在“碳中和”目标下,碳作为要素改变生产函数和消费者效应函数。基础理论假设的改变为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发展带来一系列全新的研究问题,集中体现在增长理论、碳金融理论、市场设计、产业与公共政策、企业战略和商业模式创新、汇率制度等领域。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能推动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也能带来经济学和管理理论创新和研究范式突破的可能性,产生的思想成果将成为辐射世界的中国经济管理理论的有机组成。

关键词碳中和;经济管理研究;碳经济;碳中和治理;理论和范式创新

01引言

中国的碳达峰与碳中和战略,不仅是全球气候治理、保护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需求,是我国国际责任担当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内在要求。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首先,推动碳中和,对我国长期高质量发展影响深远,它不仅能推动我国以更加可持续、对社会和环境更友好的方式实现经济长期、稳健增长,兼顾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同时推动绿色发展、打造零碳经济也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动能的巨大变化。

其次,实施碳中和战略,采用可再生能源去替代传统的化石能源,能够帮助我国克服能源进口依赖。我国目前的能源很大比例依赖进口,在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时候,对化石能源进口的过度依赖已经成为“卡脖子”问题。因此,碳中和是我们主动的战略选择。

此外,推进碳中和有助于我国提升国际影响力。在全球化出现逆转的情势下,在减排这件事情上与国际社会达成共识,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参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举措。

“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催生出一系列重要的基础科学研究问题,不仅涵括与减排和增汇相关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问题,同时也包括服务国家碳中和战略的经济转型、产业和区域路径优化、碳价格形成机制、碳交易机制设计、碳金融、国际合作、气候治理等经济学、管理学问题。

推进碳中和势必将给新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带来深刻的影响:其一,作为服务国家战略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需要对实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涌现的一系列重要的科学问题和政策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其二,推进碳中和带来的深刻复杂的社会经济变革,带来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创新的机会,为中国经济学和管理学进一步发展提供方向和动力;其三,实现碳中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作,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叉融合大背景下,对重要科学问题的研究需要采用交叉学科、交叉专业的方法,这带来经济学和管理学在研究方法甚至范式上突破的可能。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长期研究气候问题的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他在接受诺贝尔奖时的演讲题目是《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最终挑战》(Nordhaus,2019)。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不断涌现的技术突破带来了人类在物质生活上的极大丰富,然而,二氧化碳排放带来的气候变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开始威胁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基于工业文明建立起的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面临着如何解决气候变化这一负外部性的“最终挑战”。同样,中国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在助力中国经济社会四十余年高速增长,成功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在新的发展阶段同样面临着如何面向碳中和解决一系列基础性和前瞻性重大科学问题的巨大挑战。积极回应这些挑战将极大地推动经济学和管理学在研究问题和研究范式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02主要内容

1碳中和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中国在碳达峰、碳中和上做出的国际承诺,对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维护国家长远安全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1.1碳达峰、碳中和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

完整贯彻新的发展理念。在“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方面。中华传统文化一直强调将天、地、人统一起来,对自然界要取之有时、用之有度。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演进,中国经济形态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发展,能源使用从生物能源向化石能源转变,尤其是自然环境从经济活动的场所变成约束之后,构建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的和谐共生机制,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显得更加重要。因此,碳达峰、碳中和不仅仅是具体的气候和环境问题,更是根本的发展理念问题,能够更加完整地牵引和推进中国未来的现代化。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动能的巨大转变,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朝着更加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碳达峰、碳中和将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对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有重要的牵引甚至是倒逼的作用。在新的发展格局中的生产、流通、消费等经济循环各个环节,都可以通过低碳发展战略牵引和推动,打造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格局和经济体系。在生产体系方面,倒逼工业绿色低碳升级,加快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提高服务业绿色低碳水平,加快构建区域产业集群的低碳循环和绿色供应链体系。在流通体系方面,倒逼相关环节的低碳改进,促进绿色低碳的物流体系建设,提升资源能源的回收利用率,建立绿色低碳贸易体系等。在消费体系方面,助推绿色低碳产品消费风尚的营造和生态道德培育,倒逼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法律法规,探索社会治理路径,引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构建能源节约型社会。

应对温室气体问题在理论上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负外部性治理问题,需要政府治理和市场机制双重机制发力。碳达峰、碳中和实现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既推动思想观念的转变、发展格局的创新,还必然推进政府治理和市场机制的完善。在政府治理方面,低碳治理涉及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传导机制复杂多元,藉此可促进政府治理的系统性构建,加强各条块部门的职能整合,促进地区之间要素禀赋的深度融合,实现区域低碳协同发展。在市场机制方面,在碳达峰、碳中和既定目标下,可以加快推动构建碳交易市场、完善碳价格形成机制以及相对应的财税政策,推动碳金融体系构建,加快市场标准的制定、低碳信息披露,绿色投资理念培育等方面工作。

1.2碳达峰、碳中和是保障能源安全,推动技术创新的重要推动力

首先,现代化经济增长过程就是能源转换效率不断提升的过程,从生物能源到化石能源,从当前为欧美所主导的石油等高碳能源到未来的低碳能源,是国际大势所趋。低碳发展是第三次能源革命的关键,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可以驱动中国能源新旧转换,减少煤炭资源的使用比重,降低石油等能源的对外依存度,提升国家能源安全度和供给的自主性。

其次,煤炭石油等传统化石能源来自于采掘业,主要取决于国内矿产资源储量和国际贸易环境等;而以光伏、电池、风电等为代表的清洁能源来自于制造业,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有显著优势。碳达峰、碳中和恰恰是把能源供给依靠资源禀赋和外生环境切换到依靠制造业基础上。事实上,全球的光伏电池板、太阳能电池板,有超过2/3是中国制造;全球的锂电池,有约3/4是中国制造;全球电动汽车电池,有一半是中国制造。推动全球能源供给和需求朝着低碳方向发展,对发挥中国制造业在清洁能源方面的潜在能力有着重要意义。

再次,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根本上需要依靠技术的进步。在充分发挥中国产业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体制优势基础上,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攻关方向,包括在工业和建筑等领域的能效技术、可再生与清洁能源的减排技术、山田林草湖海的碳汇技术以及碳捕捉利用和封存技术等。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刚性目标下,技术进步的方向和速度更加明确,能够在全社会形成共识,利用新的技术和产业实现“弯道超车”,重塑全球能源新标准和产业链。

1.3碳达峰、碳中和是维护国际多边规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在共同认可和遵守的国际规则上共同采取行动,实现这一点很不容易,但应对气候变化和碳中和问题,是可以抛开意识形态差异,开展广泛合作的重要领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具体举措。中国作为目前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当前碳排放量将近世界的1/3,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是对全球气候治理非常重要的贡献,有助于维护国际治理多边规则,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推进碳中和还有利于中国争取全球治理议题设定和规则制定的主动权。气候治理有显著的外部性,一国的减排可以让别国受益,而在短期内则会制约本国经济发展;气候领域的举措与安全、贸易、投资、技术等国际合作和博弈的领域相互影响渗透,需要全球协同应对。因此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国众多、利益格局复杂多元。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对我国在重要领域规则的话语权主动权、全球治理议题的制定权方面将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

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有利于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是经济发展负外部性和高能耗经济不断转嫁到发展中国家的过程。目前,“一带一路”国家碳排放总量占全球比例超过1/3。中国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引领者,未来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广泛的气候合作,通过绿色基础设施,绿色金融合作,绿色技术交流,绿色项目建设,积极推广中国企业经验并积极推广、搭建“一带一路”国家绿色发展交流机制,可以在国际谈判中厘清真正全球意义上的责任担当,引领未来的全球治理规范标准。

2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面临的挑战

我国提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表,即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明确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阶段任务摆到议事日程之上。实现碳中和目标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究竟有多大,目前学界对此的研究刚刚展开。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在于,2030年碳达峰对应的峰值是多少?对峰值的估测,现有研究大多基于两个假设:2030年中国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下降程度和未来十年年均GDP增速。

基于2035年我国单位GDP产值的碳排放程度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以及至2030年我国GDP年均增速在4.7%~5%(根据国家“十四五”规划的预测,我国2035年初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时的GDP总量需要比2020年时的翻一番,对应着年均大约4.7%~5%的GDP增速)这两个假设,各界对碳达峰时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可能峰值做了预测,大部分在105亿~120亿吨之间。例如,中金公司基于中国碳核算数据库估测,到2030年碳达峰时,我国二氧化碳的净排放量将达到108亿吨(中金公司,2021)。总体而言,目前还缺乏较为清晰的核算。

对照我国具体情况,实现碳中和目标不仅时间紧且任务重。从时间上看,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美国有近45年的时间,欧盟大约有超过70年的时间,而中国计划用30年时间即完成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跃迁,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碳中和,挑战是艰巨的。

此外,我国宣布碳中和目标时,人均GDP刚刚突破1万美元,是美国的1/6,大约是欧洲主要国家的1/5。未来四十年里,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保持GDP稳定、可持续的增长仍然是我国重要的战略任务。如何在经济继续增长和减排增汇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同时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碳中和这两个目标?这是我们未来面临的一大挑战。

如果仅仅将碳达峰、碳中和理解为能源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改变,理解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又多了一个约束条件,那么实现碳中和目标更多意味着挑战,意味着在寻找一个各种约束条件下的次优均衡(suboptimal equilibrium)。但是,如果我们把实现碳中和理解为涉及领域广、影响面深、触动深度强的革命性变革,理解推进碳中和过程中生产函数和消费者效应函数将发生变化这个逻辑,积极地在制度层面、政策层面、技术层面和产业层面进行更为彻底的改变,那么虽然挑战艰巨,但是我们有可能找到碳经济时代的一个新的经济均衡,而非更强约束下的一个次优均衡。

我们面临的挑战来自四个层面。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碳中和的推进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它更是一个经济学和管理学问题。实现碳中和,我们需要从经济学理论层面明确实现碳中和的短期、中期、长期之间的关系,思考如何在经济发展与减排增汇之间找到平衡点。实现碳中和面临技术路线的选择问题、减少污染物和减排的优先顺序问题、构建清晰化的碳排放总量指标和分解指标问题。然而,如何选择最终都取决于成本和收益的测算与评估一一不同的技术路径对应着不同的投融资总额、投融资结构、产业和区域影响,需要系统综合地考量。

第二,实现碳中和需要明确总量目标和按产业和局域确定的分解目标,但是,碳中和不仅仅是目标和目标分解问题,也是制度和公共政策问题、市场机制问题:即使构建出清晰化的碳排放总量目标,也需要微观指标和数据去设置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需要研究采用何种工具纠正碳排放的负外部性,需要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碳交易市场的建立来实现社会成本的内部化。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建立碳价格的形成机制,构建相应的财税制度。

第三,碳中和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它不仅是宏观问题,也是微观问题。推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迫切需要研究如何把经济生活的微观单元一一企业和个人一一纳入碳中和过程,为微观主体积极参与碳中和提供动力,鼓励低碳、零碳商业模式创新,鼓励消费者建立低碳、零碳生活方式。

第四,碳中和的推进不仅仅是有为政府的问题,也是有效市场的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推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关键环节在于形成碳价格的定价模式和定价的底层逻辑,这迫切需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通过市场来引导碳排放权(碳要素)的优化配置。

以上四个层面的挑战,是对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基础假设、理论框架和结论提出的挑战,为变革之下经济学和管理学学科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研究问题以及范式和思想突破的可能。

3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回答的经济学、管理学问题

中国发展模式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或是思维框架,它是一个随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思维探索和实践探索的集成。中国发展模式的普适性不在于它能够提供所有问题的答案,而在于它以开放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直面发展中的第一性问题,并不断寻求以现实可行的方法去破解这些问题。

碳中和的实现是一场全新的革命性变革,对经济学和管理学提出全新的课题,给这两个学科领域带来理论原创突破的可能性。碳中和涉及国家层面的治理变革;实现碳中和对新的财税体系和投融资体系提出需求;实现碳中和更将催生出低碳技术、零碳技术、负碳技术等技术创新,并形成庞大的新的市场需求;尤其是,碳中和将会带来商业理念和消费理念的变化,未来碳中和会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次浪潮,会重新塑造企业治理、战略、投资决策、内部管理、工艺流程等。

围绕实现碳中和这一目标,经济学和管理学将面临一系列亟待回答的科学问题;回答这些问题,将带来经济学、管理学未来的重大突破;而提炼独具特色的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实践经验,将有助于构建辐射世界的中国经济学、管理学理论。下面我们列举一些碳中和下因为新的研究问题的涌现而可能产生重大理论突破或是范式变革的领域,具体如下。

3.1碳经济下的增长理论

我们在谈经济增长时经常会提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 (Robert Solow) 提出的“索洛模型”(Solow,1956)。在经典的索洛模型里,生产要素主要由劳动力和资本构成,而增长中不能被劳动力和资本解释的部分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索洛模型自1956年被提出以来,迄今已经得到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阶段实证事实的验证,被广泛接受,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基准理论(benchmark theory)。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保罗•罗默(Paul Romer)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创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the endogenous growth models)(Romer,1986),考虑了因知识进步所产生的正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内生影响,保罗•罗默因此获得了201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威廉•诺德豪斯共享当年的经济学奖)。

知识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气候变化或是碳排放作为全球性的公共产品 (global public good) 带来的是负的外部性 (Nordhaus,1992,1994)。在碳中和成为全球共同接受的目标,成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一个具体举措时,碳中和不应该被简单理解为是经济社会发展新的约束条件。推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正在改变生产函数和消费者效用函数。在碳中和目标下,“碳”正变成除了传统的资本和劳动力之外另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当生产函数和消费者效用函数发生变化时,现代增长理论所描绘的增长动能、模式、路径、形成增长异质性(跨行业、跨区域、跨国家)的结构性因素、推动宏观经济增长的经济微观基础等都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变化,未来的经济增长将会呈现出不一样的轨迹。

作为新的生产要素的“碳”,到底有什么新的特点、新的经济形态、新的经济运行规律,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而研究这些问题还将为经济增长理论和研究范式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

3.2碳交易机制与市场设计

碳作为生产要素进入生产函数,并作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影响消费者的效应函数,以此形成碳经济。碳经济下,如何确定碳价格成为一个关键的科学问题。事实上,解决碳排放带来的负外部性,需要将碳排放带来的社会成本内化为微观经济单位,例如企业或是消费者的成本。设定合理的碳税(我们将在3.4节讨论碳税问题)是常见方法。另一方法是设计碳交易的市场,通过市场交易形成的价格来实现降低碳净排放的效果。

关于后者,在阿罗和德布鲁(Arrow-Debreu)构建的一般均衡框架下,市场是完备的,市场价格将导致产品市场出清,社会福利得到最大化。然而,在市场不完备,特别是存在着因为碳排放产生的负外部性的情况下,需要有针对性地建立碳交易的市场机制。

在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特别是“碳敏感产业”存在明显的区域分布的特点下,市场和定价机制的建立是复杂且困难的。在经济发展和减排增汇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时,理解市场参与主体(地方政府、企业、个人等)积极或是不积极参与碳交易的背后原因,设立激励相容的碳交易机制降低了“赢家诅咒”的风险,激励企业与个人主动参与减排增汇,这些问题都需要仔细研究。而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极大地推进市场设计(market design)理论和拍卖理论(auction theory)的发展。

202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位应用经济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经济学家一一Paul Milgrom和Robert Wilson。在研究如何拍卖美国加州的电信波谱(radio spectrum)时,他们创造性地设计并引入多阶段动态拍卖机制去解决不同竞价者对不同频率波谱价值的估值不同所带来的难题,经济学和工程的交叉融合对于最终机制的设计起到重要作用。类似的拍卖机制或是市场设计有无可能被运用于“碳排放”权的拍卖?不同的地区或是行业对碳价格的估值存在很大差异,应该如何设计碳交易机制(拍卖机制)?问题导向的研究背后对应着经济管理研究范式和自然科学及工程研究范式交叉融合、创新理论出现的可能性。

3.3碳经济时代的金融学理论

金融的本质是把资金需求方和供给方以简单、直接、透明、有效的方式连接起来,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将会引起金融体系的巨大变化,进而推动金融学理论的发展。现在估测,我国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至少需要近一百四十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资金来源于何处?这些资金应该被投向什么地方?如何保证投资是有效投放?在碳中和目标下,我国金融体系的结构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应该惠及什么样的行业和地区,金融中介的效率将如何提升?

解决这些问题意味着我国金融体系在三个维度上可能会出现巨大变化:在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方面,会有更多更好的绿色金融产品,例如绿色债券、绿色贷款、碳期货等衍生品;在金融中介的服务操作、流程及背后的金融思维方面,碳交易市场和拍卖机制的形成和不断演进,将重塑金融中介的服务流程、具体操作及风险和收益的呈现形式,碳作为金融资产将有可能改变投资组合的定价逻辑和风险对冲逻辑,金融学的第一性问题(如何找到风险和收益之间关系的呈现形式)将可能出现新的突破。

此外,与碳相关的资产应该如何计价,如何进入企业或是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其价值和风险该如何评估;在金融中介活动组织形式方面,推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将催生新的金融活动组织形式的创新,绿色PE/VC、绿色银行、绿色交易所等将有可能出现并在金融体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碳金融实践将推动金融学理论的创新与突破。具体到“中国金融学”,提炼碳金融实践经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学理论,为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贡献中国智慧,对我国金融学研究来说,这不仅是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必须承担的重要使命。我们需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第一性的问题,推动中国金融学进一步发展需要识别出发展中最重要的科学问题,而回答这些重要的科学问题是中国金融学发展的应有之义。

3.4产业政策和其他公共政策

实现碳中和需要制定激励相容的公共政策和产业政策。先讨论产业政策。在碳中和目标下,在生产函数(production functions)和消费者偏好(consumer preferences)发生巨大变化时,不同的行业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实现碳中和的产业路径和现有的区域协调也不一样。基于投入产出的定量研究,确定碳敏感关键产业,根据轻重缓急明确产业战略路径选择,制定碳中和目标下产业政策和产业监管体系。同时,基于区域经济特征,我们亟需研究碳中和过程中生产力布局、经济布局等区域协调问题。因此,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具体政策制定方面有很大的分析空间,带来了这个领域研究突破的可能。

从公共政策角度看,如何通过激励相容的公共政策引导地方政府、企业、个体消费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改变行为模式,积极主动参与到与碳中和目标一致的活动中来,是公共政策制定需要考虑的关键出发点。未来如何设计合理的税收体系,确定合理税率,制定财政转移支付规则来鼓励减排增汇?

3.5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创新

碳中和下,基于能源生产端和消费端的技术创新将推动相关经济微观单元在产品服务、价值主张、发展战略等维度的变革,传统产业的主导商业模式将发生改变,新兴行业也将陆续崛起。与此同时,低碳生活理念和方式对消费者消费偏好、习惯、消费结构等带来深刻影响,同样带来商业模式创新的无限可能。因此,研究碳中和下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形成的微观商业场景和商业模式,给管理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问题和理论创新。

3.6汇率制度

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从金本位制到布雷顿森林体系,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向浮动汇率制的变迁。浮动汇率制下,美元是主要的国际货币,全球目前仍然处于以美元为锚的时代。碳中和目标下,未来会不会出现“碳本位制”一一各国货币汇率以各国的“碳价”作为重要的锚来确定?减少碳排放、增加碳汇是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抛去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发展模式、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分歧后所能形成的最可能、最大的共识,是各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举措。随着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推进,碳交易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逐渐呈现,那么一个国家的碳价有没有可能变为本国货币定价的锚?若此,国际汇率制度将发生很大的变化,与汇率相关的一切问题都有可能需要重新审视,这会带来国际经济学研究范式和研究问题的重大改变。

推进碳中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碳中和不仅和能源的生产与消费有关,它还涉及更深层的变化: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出行方式、分配方式等的变化。碳中和目标下,碳作为生产要素改变生产函数和消费者效用函数,这为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带来变革的方向和空间。推进碳中和目标下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发展,不仅直接服务于“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期间产生的思想成果更有可能催生出辐射世界的中国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

刘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017年《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年度经济学家。刘俏教授在公司金融、实证资产定价、市场微观结构与中国经济研究等方面拥有众多著述,其著作包括《我们热爱的金融——重塑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金融》、《从大到伟大2.0 —— 重塑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等。

滕飞,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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