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观点 > 正文

观点

刘俏:保住1.5亿市场主体,我们需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时间:2022年04月15日 13:33

本周,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财政部介绍了加快政府债券发行使用有关情况。按照部署,下一步将更好发挥专项债券拉动有效投资的积极作用;同时,确保退税减税政策落实等,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共克时艰,稳住大盘,信心就是黄金!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教授表示,经过过去三四十年的发展,通过国家政策,大量投资汇聚到节点行业,带动上下游最终形成1.5亿个微观经济单元。我国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不应局限于当期的GDP或是当前GDP增速,应转向“有利于激发1.5亿个市场主体的活力”等目标。他建议以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高质量发展。

文 | 刘俏

短期内稳增长,着眼长期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深刻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明确新发展阶段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体系,果断投资有助于提升国家整体价值、形成国家长期核心竞争力的节点领域和节点产业。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升政策效能、注重政策的精准和可持续,至关重要。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密切相关。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其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之和。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因为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我国不仅保持了较高的要素投入增速,全要素生产率也保持了4%的年增速。但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结束,资本和劳动力增速趋缓,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呈现下行趋势,目前年增速已经降到2%左右。一个国家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就很难继续维持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要保持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我们必须寻找驱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新动能。以较高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而非粗放的要素投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之义。

保持较高水平的投资率,对我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意义重大。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干中学效应”推动经济增长,离不开投资和生产规模扩大;此外,新技术通常附着在新资本中,大量实证研究显示引入新型的、更有效率的投资品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研究显示过去四十年我国的投资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基于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强大推动作用,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我国需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增加对基础、核心产业和节点领域的投资。

我国具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空间。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人们普遍的担心在于债务泡沫的出现及随后的泡沫破裂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长期以来,我们制定宏观政策的时候锚定的宏观变量是GDP。然而,GDP难以衡量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国家信用和资源动员能力以及国家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求的能力。以GDP作为经济政策锚定的宏观变量有可能过高估计宏观杠杆率和金融风险危机爆发的可能,导致政策制定者在需要大量投资时采取过度谨慎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政策失当,反而加大危机爆发的风险。为了准确估测一国的宏观政策空间,我们引入“整体价值”——例如,一国未来所有年份产生的GDP折现成现值之合——这一概念去反映一国的整体实力。我们的研究发现:当一个国家的整体价值高于它的GDP时,这个国家往往能够承受比较高的债务率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有足够大的政策空间应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各种不期挑战;对于整体价值大,政策空间足的国家,积极的宏观政策不但不会带来金融危机,而且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积极宏观政策对稳增长的作用在那些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和企业投资效率较高的国家更为显著。

我国整体价值无疑远高于GDP,虽然近年有所下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仍大幅超过服务业占主导的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当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再锚定GDP,而是国家整体价值时,我们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空间立即显现。我国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不应局限于当期的GDP或是当前GDP增速,而是应该转向几个“有利”:有利于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出现;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及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有利于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速;有利于1.5亿个市场主体的活力;长远讲,有利于国家整体价值的提升,有利于强大的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形成。据此,我们应该以更加积极的政策取向去思考我国未来宏观政策的总体架构,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尚有阻滞情况下,采取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

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聚焦节点行业和节点领域,采取创新政策举措。

2022年我国经济政策的基调是促投资、稳增长、控风险。从短期看,我国正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在疫情扰动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速尤为重要。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看,新的节点行业会涌现,产生非常多亟待投资的节点领域。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聚集这些节点领域,精准抵达,提升效能。这些基础和核心领域包括:双碳目标和生态文明建设;数字化转型与新基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扶持;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券发放;生育福利;个人和企业税费减免;人力资本投资;基础研究投入;新型城市化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基建领域投资;增加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甚至考虑在一定范围内以国债置换地方政府债务等。

这些政策聚集的节点领域在3月5日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有涉及。我们特别强调创新财政政策举措的重要性。例如,我们的估算显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在未来四十年投入近三百万亿元的投资,是否可以发行期限为四十年的“碳中和”特别国债,推进双碳目标实现?再例如,在短期内扶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方面,提振消费要比投资的政策效果更好、更直接,大规模的现金和消费券发放可否作为财政政策的一个选项?

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方式,聚焦未来中国生产网络里的节点行业,解决新发展阶段的节点问题,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增长空间和价值附加将极大地推进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实现,其意义最终将在中长期呈现出来。

刘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017年《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年度经济学家。刘俏教授在公司金融、实证资产定价、市场微观结构与中国经济研究等方面拥有众多著述,其著作包括《我们热爱的金融——重塑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金融》、《从大到伟大2.0 —— 重塑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等。


分享

010-62747111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2号楼201室

 

©2017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650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