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宇: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有哪些影响?-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宏观经济预测

陈玉宇: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有哪些影响?

时间:2018-01-26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第二年,我国出生人口却出现下降:官方统计显示,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43‰,比2016年的1786万人、12.95‰有所下降。

人口出生率下降为何令人焦虑?

对我国长期经济发展会有什么影响?

如何扭转出生率不断下降的趋势?

……

就相关话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以下内容整理自采访实录。”

人口统计数据背后的两个焦虑

记者: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从年龄结构看,16至59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0199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4.9%;60周岁及以上人口24090万人,占总人口的17.3%,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5831万人,占总人口的11.4%。请问这些数据传递出哪些信号呢?

陈玉宇:数据显示,人口出生率略低一点,不过,不是大的问题。这段话传递出两个最焦虑的事情,一个是涉及中国计划生育长期变化问题,中国人口增长是否太慢,人口增长速度在可预期时间内,是否会比人们想象更快地变成负增长。另一个是16岁到60岁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的焦虑。

第一方面,总体看中国人口出生率在下降,放开二胎起了一点正面作用,但没有扭转出生率不断下降的长期趋势,人口出生率会不断下降,人口死亡率会非常缓慢上升,人们活得更长,老龄人口数量增多,死亡率会上升,但很微小。

人口出生率如果少于死亡率,人口净增长会变成负的。人口学家普遍预计2050年以后,中国变成人口负增长。但推测不是必然的,取决于2050年前我们采取的人口政策,比如放开二胎和三胎,使得中国人口净增长变成负增长的过程往后多延长十年到二十年。不过,即便放开二胎和三胎,如果没有搭配降低人们生育成本政策,可能也带不来延长。甚至有学者认为到2040年代将提前到达负增长。

另一方面,16岁到60岁人口结构变化,这个区间是一个国家的主要人口,也是能干活的劳动力。以16-60岁为口径,我国的劳动力人口从2015年开始下降,目前我国的主要劳动力人口数量每年下降二三百万,下降人数幅度还会增加。

劳动力的下降,会马上让产业感受到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力市场供给不足,必须提高工资。现在市场上雇佣一个非技术工种(unskilled labor)都不容易,这一变化会对中国经济有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用工成本缓慢稳定上升,尤其对大学以下教育结构人口。百姓很快能看到,空姐找不到年轻美貌的,服务员也可以增加小伙,甚至可能也有大叔啦。

中国快速发展的窗口期还有30年

需尽快采取措施缓解人口压力

记者:以此看来,当前我国面临的人口压力主要来自哪些方面?

陈玉宇:目前我国人口压力主要表现为三个:第一,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增加,中国女性劳动市场参与率和工资水平越来越高,生孩子机会成本越来越大;第二,城市化率接近60%,城市化生活方式培养孩子成本比农村大;第三,人们文化观念的变化。

不仅中国,全球范围内都面临着三大压力的影响,出生率下降,发达国家在二战前经历过这一过程,发展中国家最近二三十年都在经历这一过程。印度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2.4,下降到2.1就意味着长久人口会负增长。我国现在总和生育率1.5左右(国家统计局数据),专家核算大约在1.3-1.5之间,这一数值已经低于很多发达国家,所以我们人口达到负增长指日可待。非洲很多国家也开始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从二战后每个妇女生6-7个孩子,下降到3-4个孩子,这三大压力也存在,需要完成人口转型。

以前很多人口学家没有意识到机会成本城市化对人口的影响。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人口增速放慢对经济影响很大,焦虑是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这是未来长期问题。

记者:对于缓解人口压力,您有哪些政策建议?

陈玉宇:需要增加人口配套政策,将来一定时期,对于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女性生孩子,应给予更多劳动市场政策法规保护、更长产假、带薪假期、政府补助等,让生孩子成本不能完全由父母承担,一部分由国家和社会承担,包括减税。

欧洲和日本都有大量分担生育成本的政策,我国不需要等到人口老龄化程度很高的时候再出台,现在可以一定在范围内启动这些政策,努力放缓人口高峰到来,这对中国有巨大意义。2040年之前,中国需要被抚养的15岁以下孩子人数和60岁以上人数,在世界上都是低的,但2040年后我国抚养比将会超过发达国家,2060年之后我国抚养比成为全世界人口抚养负担最重的经济体,我国不太可能有高的储蓄率,不可能有太多资本积累和快速技术进步。

需要强调的是,人口结构给予中国的快速增长和发展的窗口期只有未来三十年,因此我们采取一些延缓城市人口结构快速变化的政策,是能够延长中国快速发展的窗口期的。

中国进入快速城市化有三大重要意义

记者:从城乡结构看,城镇常住人口8134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049万人;乡村常住人口57661万人,减少1312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8.52%,比上年末提高1.17个百分点。通过这些数据,您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的城镇化和人口结构的关系?

陈玉宇:从数据来看,城市人口每年增加2000万,中国城市常住人口占比已经达到58.8%,8.1亿城市常住人口;农村人口只剩5.8亿,还在以每年1300多万的速度减少。中国进入快速城市化有三大重要意义。

一是快速城市化是带来新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的主要途径。十九大报告提到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国的很多经济问题,都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太慢,而全要素生产率不是衡量劳动的生产率,也不是衡量资本的生产率,而是衡量所有要素一起提供的效率。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危机以后下降2.4%,经济危机之前我国是4.5%,只有危机前的一半。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带来的另一个副作用是资本回报率降低,中国没有那么多民营企业愿意投资了,必须提升技术水平。例如比特币炒作行为兴起,各种P2P其实都是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自然产物。

二是快速城市化跟工业化时代相比,能带来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的活力和强劲增长。从近两年的数据可以看到,消费增长对于经济增长起到最主要的作用。从供给角度看,第三产业服务业增长速度比制造业高两个百分点,伴随城市化率的上升,第三产业占比也是58.8%。这是中国产业结构发生的好的变化。

三是相较于工业化时代,快速城市化更容易实现包容和普惠的经济增长。当一个国家进入城市化快车道,服务业增速更快的时候,我们有条件、也有可能性做到比快速推进工业化时期更普惠更包容,中国人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有可能迅速得到改观。这有两个原因。

  • 一是制造业产业结构变化下,工业部门和制造部门被逼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蓝领工人工资上升,随着制造业的上升,制造业不在是中国吸纳就业人口的主渠道,城市化发展消费和服务业发展更显必须。

  • 另外,就世界城市化而言,中国城市化比例相对较低,韩国1万美元城市化率也比我们高。当前我们的结构性改革,出台很多政策,促进城市化有序快速变化。全球范围内一个经验教训,就是城市化搞的好,能带来产业结构变化,甚至带来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但西方也有不成功的城市化,并没有伴随着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只是人口从农村讨生活到城市讨生活,国家经济没有好转,还有大量贫民窟,所以说城市化并不必然带来美好的事情,需要吸取经验教训,走一条能带来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人均收入提高的持续的城市化道路。


陈玉宇,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并担任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2014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奖,并入选2016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生产率、人力资本和增长、健康和污染、行为经济学与劳动市场、收入分配、地区差异等领域的研究。他的研究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PNAS)等国际学术杂志。曾获得教育部高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厉以宁研究奖、北京大学优秀教学奖,多次获得光华管理学院教学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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