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厉以宁教授再出新著《大变局与新动力:中国经济下一程》
发布时间:2017-08-11

近期出版的《大变局与新动力:中国经济下一程》收录了厉以宁教授关于改革的重要看法和观点,对于中国改革历程,当前面临的改革难题,以及未来的红利,都做了一些梳理,希望能让大家对于我们60多年来走过的改革的路有一个整体的了解。“改革不是一次到位,改革没有终点,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以后不改革,而是还要不停地改革。”厉以宁教授在本文中阐述了对未来的看法(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新改革红利

    我最近一直在强调,中国正在涌现新的红利。这是我们未来改革的新动力。但新的红利不可能自发地涌现。如果没有一种新的体制或新的机制,新的红利就缺乏相应的机制、体制,涌现是不可能的。
    红利的新源泉首先蕴藏于新的体制之中。这表明,必须有新的体制,才能产生新的机制,新红利才会出现。新体制、新机制就好像一种新的制度环境,不仅能催生新红利,而且能保护新红利的获得者。
    红利的新源泉来自亿万群众和千万家企业的活力。他们也是新红利的获得者。他们在新的体制和机制下,发现了发展机会,同时认识到自己必须抓紧机会而不能放弃机会,这才有可能得到新的红利。
    有了新体制,再加上群众和企业有活力,新的红利就会涌现。如何使红利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涌现并把经济社会引向新的方向,这就要求既不能放松每一个有志于创造和营利的群众和企业的拼搏,也不能把致富和发展的信息局限在狭小的圈子内,必须在新体制的激励下使群众和企业的活力充分发挥出来。
    既然新红利首先来自体制改革,那就应当明确近期最需要改什么。近期最需要改革的项目之一,是农村土地确权和农业产业化。关于这一点,我在这本书里前后多次写到它们的重要性。土地确权和农业产业化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承包制改革的继续,但最重要的是:当年的承包制没有明确产权,当然也就谈不到农村的合作制和农业的产业化。因此,农村土地确权实际上可以开辟一个新的环境。
    近期最需要改革的另一个项目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在企业改革方向,结构性改革是十分迫切的。首先要形成有活力、有竞争力、产权明确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国家控股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和民营企业,这样才能涌现新改革红利。正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才能完善企业主体,才能降低成本,才能调整结构,才能创新,从而才能有改革红利。
    这两个项目的改革取得明显的成果后,会给中国带来改革红利,也就是普遍的红利。农村土地确权及此后进一步的改革,不同类型企业成为有活力企业后的进一步措施,都会带来改革红利。二者是并重的,缺一不可,二者都是新常态下最重要的改革。在讨论新改革红利时,一定要把保护产权放在重要位置。国有企业通过改革明确产权,民营企业应明确产权,对私人投资形成的产权进行保护。

新人口红利

    新人口红利的涌现,实际上表明人力资本的升级以及由此带来的新优势。这里一个重要的经验是,“教育不公平→就业不公平→收入不公平→生活不公平→下一代不公平”的恶性循环将被打破,这是新人口红利产生的前提。劳工市场也会随之变化。无论农民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还是农民的人力资本增量增加,都是农民人力资本的升级。
    在农村,土地确权的改革会造成成千上万农民成为有知识有能力的“职业农民”。通过农村土地确权,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而变为一种职业,或称为“职业农民”。他们可能成为“家庭农场主”,并通过土地流转(租赁、转包)扩大规模;也可能引进合作者,解决资金不足、农业科技不足和农产品销路不畅等问题。“城归”是新现象,是人力资本的新突破。这样,农村中的新人口红利就涌现了。
    新人口红利的另一个来源,就是职业技术教育推广所带来的“新工匠精神”。农村土地确权以后,农民外出务工的积极性增加了,而且也放心了。这就会继续吸引农村劳力外出。但21世纪以来多年的经验告诉人们,社会上缺乏的是技术工人,是工匠。所以职业教育的推广是必然的,这就是新人口红利的另一个来源。
    科学研究队伍的壮大和发展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这会不断带来新的“人口红利”。科学研究队伍的壮大和发展会提供新的人口红利,这是毫无疑义的。这取决于两方面的工作进展。一是教育的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提升;二是科研力量的优化配置,动员各方面的科学人才,使科研成果有创新、有突破,这样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新人口红利。

新科学技术红利

    新科学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产品,无一不来自创新,而创新,又无一不与创意有关系。先有创意,然后有创新和创业。只有新科学技术的发明还不等于创意和创新。
    创新只有在市场竞争中才能实现,垄断条件下,任何创新都没有必要性,甚至没有可能性。垄断,不仅扼杀了创新,而且扼杀了创业。但如果完全没有垄断,只有市场竞争,那么企业都处于观望状态,等待别人发明创新,自己盗用。所以垄断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这就是:对于发明创新需要保护知识产权,容许一定时期的专利。
    政府在创新中的作用主要在于:规划、引领、反垄断,以及支持创新主体、创新活动。规划是最重要的,如果缺乏规划,科技创新活动难以取得成绩,特别是难以走向世界前列。这需要政府来领导规划的制定。中国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就是证据。
    创新不可能停止,因为市场竞争不会停止,竞争者既来自国内,更来自国际。科技创新即使有成绩,也不能忽视市场竞争一直存在,包括国内的竞争和国际上的竞争。对于这些竞争,不用担心,竞争既是压力也是鞭策,因为创新活动不会停顿。

新资源红利

    资源红利是指土地、矿产、水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一旦供给趋紧,这种优势就会消失。在经济发展前期,土地、矿产、水资源等资源丰富与否,是当时各个国家走上工业国道路发展实力强弱的反映。当时列强之间的争夺,与掠夺廉价资源有关。这种情况至今没有根本改变,所不同的只不过是采取合同方式或合资经营来掩盖掠夺、独占的行为。
    新资源优势来自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也就是说新资源优势来自技术创新。但不管怎样,原有资源处在枯竭过程中,人们不断依赖科学技术去发展新资源。新的资源红利随科学技术进步而产生。对稀缺资源、资源替代品的研究和开发,已经取得越来越多的成绩。可以认为,新资源红利同新科学技术红利是不可分的,新资源红利也可以被看成是新科学技术红利的组成部分。
    水、土地、矿产等资源,只要是在技术创新条件下就不会枯竭,因为总有替代品。所有资源之所以不会枯竭,如果从人类社会的特殊性来看,可以找出三个原因:第一,人类社会从古至今,始终有寻找稀缺资源替代品的愿望和对策;第二,人类社会从古至今,还一直在选择原材料和饮食原料,不停地舍弃不易得到的资源;第三,人类社会从古至今,还在利用不断迁移,甚至远距离迁移,来避免资源供给不足的困境。
    因此,新资源红利同样是创新的产物,不停创新,新资源红利就会长存。新资源的发现,利用和产生新的红利,是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和壮大的保证。这对世界不同国家都是重要的。可以说,不会转换资源选择和开发利用的国家,最终必然落后、衰落。

社会和谐红利

    社会和谐红利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是无形的,而不是像其他红利那样,通过某个主体行为而表现;二是它是累积而形成的,或者说它可能是通过持久的工作而逐渐形成的;三是它是无声无息扩散的,默默地影响人们、渗透到人们之中,从而形成一种社会风气。
    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实际上是社会和谐红利涌现的前提,医疗保健的新措施也如此。要实现社会和谐,既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又要扎实推进医疗保健制度改革,这两方面的改革都同民生问题紧密相连。具体来说,如果社会上收入差距过大,以及医疗保健制度改革迟缓,都会影响社会和谐,使社会和谐红利显示不出来。
    社会资本是一种无形资本,是一种人际关系,人们相互信赖的关系。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来自诚信。没有诚信,社会资本不存在,社会和谐也不存在,从而也就谈不到社会和谐红利的涌现。
    社会和谐红利之所以是影响最深远的红利,是因为它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社会和谐红利的产生,实际上与所有的改革有关。这就是说,所有的改革综合在一起,最终必定带来社会和谐红利。社会和谐红利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成果。
    以上提到的新改革红利、新人口红利、新科学技术红利、新资源红利和社会和谐红利是互相关联的。新的红利不止一种,但各种红利一直是相互联系的。它们作为改革的成果,可能相互启发,相互促进。这是规律,但任何规律都必须在实践中经受检验。这样,新红利就能被人们所熟知了。“失败为成功之母”,不完全正确,思路要改——“成功为成功之母”,这是对的。
    所有这些红利今天仍处于刚开始涌现或即将涌现的阶段,但这已是很好的开始。刚进入21世纪时,国内不少人担心旧红利会陆陆续续消失,但就在这个时期,新的改革开始了。例如农民工流动、农民工学技艺、农民工创业相继增多,新的人口红利涌现了。又如,改革的深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新改革红利、新科技红利、新资源红利不断涌现。因此,人们的信心增加了。
    所有红利都依赖于我们的创造,创造既指“从无到有”,也指“推陈出新”。“从无到有”,提出新产品、新能源、新设备,当然属于新创造。“推陈出新”,使已有产品增加功能,使已有设备更有效,使新能源采掘更容易、用途更广泛,这些同样是创新。重要的不是生产要素重组,而是信息重组。21世纪是信息重组时代。
    只要不停地有新红利涌现,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会衰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有发展方式的不足之处就会相继反映出来,这就是红利丧失的主要原因。但只要不停地有创意、创新、创业,发展方式就会更换,新的红利就会出现,经济就会又上一个台阶。创新可以因发展阶段不同而不停出现,这就是前景。全世界皆如此,无一例外。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名誉院长。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资料员、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于1988年至2002年任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至2012年任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13年起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教授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著书多部,并发表了大量文章,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双重转型”进行理论探讨,另外还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变局与新动力:中国经济下一程》出版于20175月,是厉以宁教授最新著作,解析60年改革历程,探寻未来10年改革前程,对如何应对经济增速下滑、改革红利等话题给出了深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