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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常岐:分享制度创新,深化务实合作,经贸合作区落地一带一路
发布时间:2017-05-15

 

    我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通过建立各类特区、开发区和工业园区,以点带面推动高速经济增长。深圳特区、北京中关村和上海张江高新区,苏州产业园区就是其典型代表。产业园区和开发区的建设和发展,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是弘扬我国发展模式、管理理念、文化价值的重要渠道,是和一带一路国家共享发展经验的重要名片。近年来,有60多个国家提出希望我国与其共建合作区。境外经贸合作区通过与所在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深入合作,合作区模式受到东道国政府和当地社会民众的认同。

    中国政府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到境外开展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以促进与东道国的共同发展。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建设经贸合作区,是以企业为主体,以商业运作为基础,以促进互利共赢为目的,主要由企业根据市场情况、东道国投资环境和引资政策等多方面因素进行决策。通过建设经贸合作区,吸引更多的企业到东道国投资建厂,增加东道国就业和税收,扩大出口创汇,提升技术水平,促进经济共同发展。

    境外经贸合作区契合所在国经济和产业发展诉求,成为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抓手,也是我国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全球产业布局的重要承接平台,并让世界理解了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共赢的投资理念。境外合作区对于促进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走出去”作用明显。我国“走出去”企业往往对其他国家政治制度、政策法律、语言文化不熟悉,不适应,也面临着工业基础设施薄弱、产业配套差、水电路等外部配套条件不足等诸多困难。合作区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搭建公共平台,积极拓展海外发展空间,为发挥产业集群和投资规模效应效益创造了条件,实现互补协同、共同抵御风险,对推动中资企业“走出去”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在一带一路倡导的五通基础上,使得沿线国家的民众收益需要本地的产业的发展,而产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对于沿线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境外经贸合作区是指在境外有条件的国家或地区建设或参与建设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产业链较为完整、带动和辐射能力较强、影响力较大的工业、农业或服务业园区,以吸引中国或其他国家企业投资兴业。如今,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国家中有70多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已经建成或即将建成。最早建成的巴基斯坦海尔-鲁巴经济区已经成为中巴经济合作的典范。

   目前,我国企业在14个国家建设17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其中,亚洲6个国家7个合作区,分别是:巴基斯坦海尔-鲁巴经济区、泰国泰中罗勇工业园、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越南龙江工业园、越南中国(海防-深圳)经贸合作区、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韩国韩中工业园;非洲5个国家6个合作区,分别是:赞比亚中国经贸合作区、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尼日利亚莱基自由区、尼日利亚奥贡自由区、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毛里求斯晋非经贸合作区;欧洲2个国家3个合作区,分别是:俄罗斯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区、俄罗斯托木斯克木材工贸合作区、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南美洲1个国家1个合作区,为委内瑞拉库阿科技工贸区。其中,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作为中国在海外最大的工业园项目,园区总建设期规划为30年,分三期建设,每期各十年。其中一期开发17.37平方公里,投资14.11亿美元,开发时间从2014年开始。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是是中国目前开发面积最大、合作层次最高、政策条件最为优惠的境外经贸合作区。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大都分布在与中国地理接壤或有友好经济往来和深厚友谊的周边国家。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选择发展的区位并不是随机的,都是企业自身优势与当地有利资源相权衡做出的决策。例如巴基斯坦、柬埔寨、泰国这类国家,地理上与中国接壤或接近,他们有着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亟待开发的市场;而赞比亚、毛里求斯等一些非洲国家,他们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并且与中国政府保持着友好合作关系与政治经济的往来。而中国和白俄罗斯两国虽然在空间相隔甚远,但是两国建交以来一直为友好交往状态,近年来达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区位选择主要有以下考量因素:地理距离、政府间政治关系、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市场。

    首先,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处于探索阶段,选择地理上与中国接壤或接近的国家便于开展合作区建设工作和企业前期运营工作,地理距离的考量符合传统国际贸易的“引力模型”。其次,这些国家与我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和良好的政治经贸关系,中国企业在这些地方开展投资活动可以避免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同时,这些国家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当地政府为中国企业提供投资便利。第三,中国企业可以利用当地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继续保持中国商品的价格优势,亟待开发的市场也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广阔的产品销售渠道。

    目前,我国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尚未进入经济水平较高、科技水平较发达的西欧、北美等发达地区。但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选址进展来看,开始向距离较远的国家延伸,如白俄罗斯等。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产业特点.我国17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产业选择主要集中在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纺织、家电、机电、微电子等产业,另外也有资源开发和科技研发等产业。巴基斯坦海尔-鲁巴经济区由青岛海尔集团电器产业有限公司领投,以家电产业为主。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由江苏太湖柬埔寨国际经济合作区投资有限公司与柬埔寨国际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共同组建,地处东南亚交通枢纽位置,拥有较低的用工成本和宽松的贸易环境,使得江苏的产品快速在该区域流通,并走向国际化。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在非洲赞比亚投资的谦比希园区是基于矿产资源的工业园。俄罗斯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区由康吉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投资20亿元建设,将成为中国鞋业打造国际品牌、辐射全球的一个重要根据地。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是由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所属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投资集团、明斯克州政府等中白股东共同投资建设,园区将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精细化工、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物流仓储等产业,并配套开发商业、住宅项目,打造集生态、宜居、兴业、活力、创新五位一体的国际新城。

    总体而言,入驻境外经贸合作区企业的投资项目往往会结合入驻企业类型和所在国家或地区的国情和资源条件,因此不同地区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产业分布兼具东道国和本国产业发展的特色。例如分布在俄罗斯乌苏里斯克的经贸合作区,吸引了以温州民营企业为主的国内企业入驻,所涉及到的投资项目以鞋类、服装、家具、皮革、木业、建材等为主;分布在韩国全罗南道务安郡的韩中工业园,由重庆东泰华安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牵头,所涉及到的投资项目领域以技术研发、电子、信息技术、新材料以及房地产开发等为主;分布在非洲的经贸合作区以金属冶炼、陶瓷烧制以及制造业为主要发展产业,充分利用了非洲当地丰富的矿产资源、木材、橡胶等自然资源和低关锐、少限制的优越贸易条件。在东南亚建设的经贸合作区以服装纺织、机械电子、建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充分利用当地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功能

    境外经贸合作区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创新模式,深化了我国与东道主国家的双边务实合作。它为企业搭建起分享国际市场资源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平台,使我国出口可以有效地绕过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同时,境外经贸合作区还能为企业消化过剩产能、缓解国内生产经营成本压力等提供了有效渠道。

(一)境外综合公共服务平台

   首先,境外经贸合作区为入区企业提供高效和高水平的园区管理服务,搭建企业集群式国际化发展平台。合作区建立规范园区管理制度,增强园区团队建设,为入区企业投资运营提供政策法律咨询、优惠政策申请、投融资服务、商业注册、规划设计咨询、物流清关等“一站式”服务,解除了企业后顾之忧。

   其次,完善基础设施条件,节约企业自身基建大量投资,集中精力从事主业经营。合作区主要负责园区“七通一平”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进行配套服务用房以及工业厂房“孵化器”等建设,为我国中小企业入驻开展生产创造良好的环境,克服了外部配套条件制约,降低了企业建设成本和难度,缩短了投资周期。

   第三,帮助企业“集体出海、抱团取暖”,有效增强了应对风险的能力,有利于争取所在国优惠政策。合作区改变了企业各自为战的局面,实现抱团出海,加强了我国企业对当地政府、社会的整体影响力,提升了话语权,形成了“避风港”,有效抵御了可能面临的政局动荡、社会安全和政策变动等风险。

 

(二)多形态功能服务平台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虽然没有固定的发展模式,但是从各个园区的发展情况和主导产业来看,为中资企业提供了多形态的功能服务平台,具体可以划分为以下五类:

    第一,市场寻求型。该类型的合作区企业拥有特有的生产技术优势且国内市场已经进入成熟期。而合作区的东道国自身市场需求大,且相关生产要素成本较低,有利于中国企业的专业化生产和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企业品牌效应,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例如巴基斯坦海尔-鲁巴经济区,以家用电器制造业为主。

    第二,出口导向型。该类型的合作区以出口加工贸易为主导产业(如纺织服装和家具等行业),园区所在东道国在国际贸易中关税偏低,产生的贸易摩擦相对较少,也较少受到反倾销反补贴的限制,例如俄罗斯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区。

    第三,资源开发型。该类型的合作区以东道国特有优质的自然资源和能源为基础,吸引着中国因资源短缺而发展受阻的企业。中国企业在进入该类合作区时会考量东道国资源禀赋的程度、牵头企业和当地政府间关系的密切程度以及劳动力成本,例如俄罗斯托木斯克木材工贸合作区和赞比亚中国经贸合作区。

    第四,技术研发型。该类型的合作区为企业提供学习东道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机会。中国企业在该类型园区通过聘用当地高素质的劳动人才和科技人才,学习和吸收当地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从而优化投资企业的产业结构,提升整体实力,例如韩国韩中工业园。

 

(三)产能合作与社会责任

    境外经贸合作区契合所在国发展诉求,是我国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全球产业布局的重要承接平台,为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创造空间,有力地推动了装备“走出去”和国际产能合作。非洲、东南亚地区资源丰富,并处于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对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需求旺盛,国内优势产能转移过去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一方面,通过合作区建设,我国建立了有效利用境外矿产、油气、森林、农业等各类资源的渠道,有利于保障海外资源的长期、稳定供应。另一方面,合作区立足于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有力地回击和驳斥一些国际舆论认为我国开展境外资源合作是“掠夺资源”、搞“新殖民主义”的不实之词。合作区定位于加强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发展下游生产加工,增加资源产品附加值、推动东道国经济和产业发展,把更多利益留在当地,留给当地人民,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合作。
    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履行了社会责任,树立了中国企业负责任形象,巩固和深化我国与相关国家友好关系。合作区为东道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产值和税收收入,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合作区还通过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如赞助修建市政道路,援建校舍、图书馆和体育文化设施,捐助公益基金,组织语言和技能培训及文化交流等活动,在所在国政府和社区民众中树立了良好口碑,得到社会舆论的好评。

 

(四)一带一路的重要抓手

    自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统领未来我国对外开放的一带一路重大战略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沿线国家积极响应,已成为兼顾各方利益、反映各方诉求的共同愿望。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创新商业运作模式”,受到国家高度重视,在对外投资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将大力推动发展,引导国内企业抱团出海、集群式“走出去”。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大多处在工业化进程初期,市场潜力巨大,吸引外资意愿强烈,境外经贸合作区将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抓手,深化与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促进高效、顺畅的区域价值链连接,使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更加紧密,利益更加融合。通过产业通,带动道路通、政策通,从根本上促进贸易通、货币通,最终实现民心相通、和谐发展和合作共赢。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中的挑战

(一)部分东道国投资环境欠佳

    由于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所选择的东道国主要集中于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国内的经济环境、基础设施环境、制度环境和信用环境等存在一定的缺陷。投资环境欠佳,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带来建设困难。

    例如,非洲之所以无法吸引更好的外资,其巨大的政治风险是主要的问题。在非洲典型的政治风险有:战争风险、违约风险、腐败风险、治安风险、税收和金融风险,这些都成为在非洲建立经贸合作区的障碍。虽然近几年非洲各国的政局总体趋于稳定,但是政治上仍然存在很多潜在风险。另外,非洲国家落后的基础设施也给经贸合作区的建设带来了阻碍,比如缺水、缺电、公路铁路无法满足物流需求等。最后,疾病横行和软实力不足也带来了建设困难。

    然而,部分东道国投资环境欠佳也在充分体现了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于中资企业“走出去”的巨大推动和辅助作用。单个企业更难以应付政治风险和制度风险等问题,境外经贸合作区提供了企业走向国际的风险抵御平台。

 

(二)资金和政策支持仍旧不足

    目前,中央财政对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补贴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带动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中央财政补贴资金起到了花小钱、办大事的效果。国内园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一般是由政府投入,而境外经贸合作区则完全依靠企业先期投入。目前,中央财政虽对确认的合作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给予30%的补贴,但企业仍面临很大的资金压力,短期内难以形成持续发展的盈利模式。

    虽然我国企业已形成规模较大的海外资产,但境外资产抵押融资仍存在限制,融资难成为制约合作区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目前,我国国内的融资渠道不够丰富,企业债券市场基本还处于初级阶段,绝大部分企业无法通过企业债券进行融资。银行贷款仍是主要的融资渠道,但企业的境外投资若想从境内银行获得资金支持,只能通过其境内投资主体对其增资的方式进行,审批程序复杂,资金运作周期长,难以及时满足境外投资企业的融资需求。

    现在,仍有一些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和运营未签署政府间合作协议,没有形成双方政府框架内的合作机制,因此其投资主体在东道国没有获得应有的法律地位,东道国给予合作区的政策差异较大,优惠政策难以落实,政策稳定性差。

 

(三)企业海外经营人才短缺

    境外经贸合作区企业进行经营时涉及到各国法律、汇率、财会制度及各种复杂因素,而企业只有拥有完备的市场分析、营销技巧、法律顾问、较强的项目管理能力的团队人才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市场中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企业在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投资受阻,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海外经营和管理人才的短缺。

    例如,中国•印度尼西亚经贸合作区的企业需要熟悉印尼《投资法》、《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了解印尼风俗习惯,掌握印尼当地方言以及熟悉印尼的企业制度等,这就需要有相关知识和经验的经营和管理人才。但是,印尼属于发展中国家,对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不够。进入园区的企业更多选择到当地边摸索边学习,在建设过程中培养相应的海外经营人才,导致合作区在建设前期就会碰到很多没办法处理的问题。

 

(四)合作区产业定位有待明确

    合作区入区企业的来源地和性质多元化,企业之间没有属权关系,牵头企业在组织管理、调控服务方面需要与各个企业逐步磨合。合作区缺乏明确的产业定位,难以实现园区产业与当地资源、商务条件的匹配。除少数专业化园区外,一些合作区对于产业的选择以及未来的规划不明确,同时还存在对于合作区定位过高、产业选择过杂的现象。例如一些合作区的规划是将其打造成一个集制造、商贸、物流、服务、休闲等一体化的综合性区域,产业选择范围涵盖很多行业。这种规划往往会忽视东道国的国情和需要,降低园区对企业的吸引力,不利于产业链条和产业集聚效应的产生,进而影响园区的可持续发展。

    合作区的建设方式是一次性投入,再逐步招商,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风险。牵头企业在规划建设时有可能导致开发规模过大和一次性投入过多,将来一旦东道国国内投资环境恶化或是既定投资计划在东道国没有足够的市场需求,企业损失会很大。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特点是固定资产投资等沉没成本较高,园区定位不准确会给双方带来严重损失。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政策和企业运营建议

(一)统筹规划布局

    从一带一路的宏观战略到经贸合作区的微观运营,需要做好“中观”层面的规划设计。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应在政府引导下,进行战略性的布局规划,避免在同一国家或区域建设多个类型相似、产业相近园区而引起的在招商、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恶性竞争,同时也能充分体现我国产业衔接、产能互补的推进理念。应坚持互利共赢原则,并密切结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合作区在布局上应以产业衔接、产能互补、合作共赢为原则,以建设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为纽带,使合作区与东道国之间、各合作区之间能够既相互促进、又能保持稳定发展的驱动力,实现合理布局一带一路沿线合作区,建立科学的产业布局。

    统筹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诉求、合作意愿、资源禀赋、投资环境、产业基础条件等,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充分发挥所在国比较优势的基本思路,进一步明确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重点国别和主导产业,引导园区合理布局,有序发展。

 

(二)解决融资和提供政策机制支持

    建议国家以合作区为试点,创新海外融资方式,扩宽融资渠道,解决企业海外融资难题。可以考虑以国家确认的合作区资产为抵押,企业以境外资产、股权、矿业开采权、土地等作抵押,开展“外保外贷”“外保内贷”试点,探索盘活我国海外资产的渠道。提高国内金融机构支持企业“走出去”的能力,开设海外分支机构,为企业提供本地化的金融服务,鼓励银行、基金等金融机构为入区企业投资提供资金支持。统筹利用好援外资金、亚投行资金、丝路基金等,适度向合作区建设必需的水电路等外部配套设施建设倾斜。

    探索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借鉴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协调委员会等经验,建立针对合作区的政府磋商机构,形成政府协调长效机制和风险应对机制。重点推进政府保障机制建设,包括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双边合作区协定等,为合作区的发展创造有力的政策环境。在政策和机制方面,建议国家进一步加强政府对合作区的引导、协调、监督和服务职能,逐步建立完善境外合作区国别和产业指引、合作区服务指南、境外投资指南、商业环境预警、招商推介等工作。加强引导合作区科学、合理制定园区总体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等,做好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工作,避免盲目投资。扩大政策性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覆盖面,加强优惠力度,有效规避合作区建设过程中的投资风险和信用风险。促进、加强和监督合作区的风险防范工作,着力境外商务纠纷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建立政府和企业联手,国内国外、事前事后全方位的监督机制。

(三)企业推进建立成熟商业模式

    在企业层面,要研究建立成熟商业模式。境外经贸合作区投资经营牵涉面广,涉及利益群体多,对企业海外经营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合作区实施企业应进一步探索合作区开发建设的新模式,加强与区内企业的协调,通过商业地产开发、产业链建设、服务增值等多种方式,拓宽园区开发的业务领域,逐步建立成熟稳定的盈利模式,促进合作区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还应不断提高其海外竞争力,加强与东道国的沟通协调力度,增强对东道国本地就业、产业带动和辐射等作用。

    合作区企业要重视本土化工作,可以与当地企业或者在当地有多年经营经验的成功企业合作,雇佣当地的人才,与当地政府达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合作区企业的成功经营离不开本地的支持和帮助。

 

(四)重视海外经营人才的培养

    人才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资源,中国企业想要真正“走出去”,就需要引进具有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技能,了解东道国国内情况,又具备海外经营素质的人才。国内企业缺乏这样的人才,而且境外经贸合作区大都位于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这对于高端人才的吸引力更加微弱。所以,培养和引进优秀的海外经营人才对于“走出去”的企业和合作区的顺利运营都至关重要。

图片来自于网络


武常岐教授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战略管理学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经营管理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武常岐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战略管理学教授,北京大学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光华领导力研究院院长、国际经营管理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武教授1978-1982年就读于山东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前考取国家教育委员会全国统招出国预备生,1983年赴比利时留学。1986年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90年获应用经济学博士学位。

武教授1991年至2001年任教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任经济学系助理教授、副教授。1997年任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访问学者。2001年受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创办战略管理学系,并任系主任至2011年。2002-2010年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学位项目中心主任,2003-2010年任副院长。2005-2011年任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兼职教授,2012-2015年任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访问教授。

武教授主要的研究领域为战略管理、国际商务和产业经济学。武教授曾出版《寡头竞争条件下纵向一体化的战略作用》、《竞争政策与企业监管》、《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理论与实证研究》等专著,并在《兰德经济学学报》、《产业组织国际学报》、《世界商务学报》、《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等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其研究成果。武教授现担任国际商务学会中国区主席、《世界商务学报》和《经济管理》杂志编委。武教授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并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03)专项“移动互联网产业总体研究”项目。现正主持国际自然科学基金的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海外并购战略研究” 重点项目。

除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外,武教授还应邀为政府、企业和国际组织提供咨询和顾问服务,担任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移动互联网产业经济战略研究组组长、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十二五""十三五"发展规划编制专家组专家、中国贸易促进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和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等社会职务。